上一回咱们说到，正当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的苏维埃俄国在东欧平原上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双方都以为自己才是这场世界大战真正的主角，准备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候，一个来自遥远东方太平洋的消息，却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原子弹（哦，那时候原子弹还没发明出来呢，就当是超级炸弹吧），瞬间改变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和走向。
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那帮不要命的飞行员，驾驶着飞机，不宣而战，把美国在太平洋最重要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的珍珠港，给炸了个底朝天！这一下，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美国这个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在战争边缘“隔岸观火”、闷声发大财的“沉睡的巨人”，终于被彻底激怒了！罗斯福总统向国会发表了着名的“国耻日”演说，美国正式对日宣战！紧接着，德国和意大利作为日本的“轴心国”盟友，也傻乎乎地跟着向美国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才真正从一场以欧洲和亚洲局部地区为主的冲突，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所有主要大国、遍及四大洋五大洲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
那么，问题来了。这小小的日本，当年亚洲的一个“穷哥们儿”，怎么就吃了熊心豹子胆，敢去招惹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巨无霸”呢？而美国这个国家，在二战爆发初期，又为什么一直扭扭捏捏，不肯出手，非得等到人家把炸弹扔到自己家门口了，才如梦初醒，仓促应战呢？
要说清楚这背后的弯弯绕，咱们就得先把时间的指针，再往前拨个几十年，好好了解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个日后将成为世界警察、到处“伸张正义”（或者说“干涉内政”）的美利坚合众国，到底是个啥模样？它又是如何一步步地把自己“宅”起来，奉行那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孤立主义政策的。
说起美国，咱们读者朋友们肯定都不会陌生。纽约的摩天大楼，好莱坞的电影明星，硅谷的高科技，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还有那满世界跑的航空母舰……妥妥的蓝星“一哥”，超级霸权大国。无论是科技、军事、金融还是文化影响力，那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存在。
可您知道吗？在二战之前，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二十来年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跟现在这个“世界警察”的派头，那可是大相径庭！那时候的美国，更像一个刚刚在外面闯荡了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然后就心灰意冷地回家“葛优躺”、打定主意再也不掺和外面那些是是非非的“富家宅男”。他的口头禅就是：“别烦我！外面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我自己的小日子，发我自己的小财！”
这种“宅男”心态，在当时的美国，那可是相当有市场，甚至可以说是主流民意。这种思潮，在历史上，就叫做——孤立主义。
要说美国这“孤立主义”的根儿啊，其实在他建国的时候就埋下了。开国元勋华盛顿老爷子，在告别演说里就谆谆教诲后人：“咱美国地大物博，离欧洲那帮喜欢打仗的家伙又远，没事儿别瞎掺和他们那些破事儿，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 这话，成了后来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祖训”。
当然了，国家大了，实力强了，总想出去溜达溜达，显摆显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也开始学着欧洲列强那样，搞点殖民扩张，在美洲、太平洋地区也抢了些地盘。但总的来说，美国人骨子里还是觉得，欧洲那摊子烂事儿，最好别碰。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那时候的欧洲，打得那叫一个昏天黑地，血流成河。一开始，美国也是奉行中立，两边卖军火，发战争财，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可后来，随着德国的潜艇战越打越过火，连美国的商船都敢炸，再加上英法两国在背后使劲儿忽悠，说什么“这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打倒万恶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大学教授出身的总统，终于坐不住了。
1917年，威尔逊总统打着“为了结束一切战争”、“为了让世界安全地实现民主”这样高大上的旗号，领着美国大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了欧洲战场。美国人的加入，确实也成了压垮同盟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战争是打赢了，可战后的巴黎和会，却让威尔逊和很多美国人大失所望，感觉自己被英法这两个“老油条”给狠狠地耍了一道！
您想想一战前的世界格局是啥样的？那是一个由少数几个欧洲老牌帝国（主要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殖民帝国）主导的、等级森严的殖民体系。全世界大部分的土地和人口，都被这些帝国瓜分完毕，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影响力，也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最终才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大混战。
威尔逊总统本以为，一战打完了，旧的帝国主义秩序就该彻底完蛋了，世界人民（至少是那些被压迫的民族）就能迎来“民族自决”的曙光，建立一个以“公正、民主、和平”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大家以后有矛盾就坐下来开会（国际联盟），别再动不动就抄家伙。
可到了巴黎和会上一看，傻眼了！英法这两个主要的战胜国，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什么“世界和平”、“民族自决”，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怎么瓜分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怎么抢更多的地盘，怎么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怎么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殖民帝国利益！《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惩罚之苛刻，对战败国领土的瓜分之赤裸，都让威尔逊感到心寒。他那套充满理想主义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在欧洲列强们赤裸裸的现实利益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美国为了这场战争，也死了十几万小伙子，花了几百亿美元的军费，结果呢？换来的却是一个由英法继续主导的、换汤不换药的旧殖民体系。世界上那些被压迫民族，该受压迫的还是受压迫，殖民地该是殖民地的还是殖民地。虽然一战后，一些新的民族国家（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是建立起来了，但整个世界的殖民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民族主义的兴起反而加剧了各种新的矛盾和冲突。从这个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解决的矛盾（比如对德国的过度惩罚、殖民地问题、民族矛盾等）的延续和总爆发。
这还不算完，更让山姆大叔心里不痛快的，是钱的事儿！
您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下来，英法这两个老牌帝国，虽然名义上是战胜国，但实际上也被打得是元气大伤，国库空虚，几乎是“惨胜如败”。为了支撑那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销，他们可没少跟当时还是“中立国”、家底比较厚实的美国借钱！大量的美元，像流水一样从华尔街流向了伦敦和巴黎，变成了枪炮弹药，送到了欧洲的绞肉机战场。
这一仗打下来，美国摇身一变，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英法呢？则欠了美国一屁股的战争债务，那可都是真金白银，不是闹着玩的。
战争结束了，英法两国喘了口气，回头一看，家里被打得稀巴烂，钱袋子也空了，还欠着美国佬一大笔钱。这可咋办？唯一的指望，就是从战败的德国身上，狠狠地敲一笔战争赔款出来！所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两国才会那么起劲地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逼着德国签订了天文数字的赔款条约。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是：用德国的赔款，来还美国的欠款，顺便还能弥补一下自家的损失。
可问题是，德国也被打残了，哪有那么多钱来赔？就算砸锅卖铁，也凑不够啊！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债务链”：德国欠英法赔款，英法欠美国战争债。德国要是还不上钱，英法拿什么还给美国？
这时候，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和政客们，可就不干了！他们觉得：“我们出钱出人帮你们打赢了仗，现在你们倒好，不仅没实现我们总统说的那些‘崇高理想’，还在那里为了分赃吵个没完，连欠我们的钱都不想还了？想赖账不成？！”
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有句名言，最能代表美国人当时的心态：“他们借了钱，难道不应该还吗？这话听起来是理直气壮，但也显得有点不近人情。毕竟，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承受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远比美国要大得多。
欧洲那边呢，对美国这种“死要钱”的态度也是一肚子怨气。他们觉得，美国佬在一战中发了战争财，现在又跑来当“讨债鬼”，简直是趁火打劫！英国的报纸甚至讽刺美国是“山姆大叔”变成了“吝啬鬼山姆”。
这种围绕着战争债务和德国赔款问题的无休止的争吵、扯皮和互相指责，贯穿了整个1920年代。它不仅加剧了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也让美国人对欧洲的“旧大陆政治”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欧洲就是个烂摊子，一群忘恩负义、斤斤计较、还喜欢打仗的家伙，咱们美国人是“好心当成驴肝肺”，被他们给利用了！以后他们那些破事儿，咱可再也不掺和了！ “要钱的时候哥俩好，还钱的时候就装糊涂，这朋友没法处了！”
这种“被坑了”的感觉，这种“好心没好报”的怨气，无疑是美国孤立主义思潮在一战后迅速抬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催化剂。美国人觉得自己为欧洲流了血，出了钱，结果不仅没捞到好，反而惹了一身骚，还落了个“讨债鬼”的坏名声。这“冤大头”，谁爱当谁当去！
于是，一股强烈的幻灭感和“再也不上当”的情绪，在美国国内迅速蔓延开来。结果就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拒绝加入威尔逊总统一手倡导的“国际联盟”！美国，这个在一战中崛起的新的世界强国，就这样，在战后国际事务中，选择了“自娱自乐”，重新缩回了自己的美洲“舒适区”。
当然，缩回去归缩回去，面子上的事儿还是要做一点的。为了显示自己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也为了限制一下日益膨胀的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势力，美国在1921年至1922年，牵头在华盛顿开了一场海军会议。
这次会议，拉上了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几个主要的“海军俱乐部”成员，大家坐下来商量着怎么限制一下海军军备，别再像一战前那样，你造一艘无畏舰，我就得造两艘，搞得大家财政都紧张。
会议的结果，主要是通过了几个条约，比如《五国海军条约》（限制了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总吨位比例，美英并列第一，日本第三）、《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规定了缔约国在太平洋岛屿属地问题上互相尊重）、《九国公约》（名义上保证中国的“门户开放”和主权完整，实际上也是列强划分在华利益的一种方式）。
这些条约，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了和平，限制了军备竞赛，也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但实际上呢？它更多地反映了美国一种“战略防御”和“有限介入”的思维。通过限制海军军备，可以避免与英国和日本进行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维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既有利益，但又不用承担太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至于后来在1928年，美国还积极推动并签署了那个宣称要“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非战公约），那更是理想主义的极致体现了，听起来挺美好，但因为缺乏任何有效的约束和制裁机制，基本上就是一张废纸，除了在道义上谴责一下侵略者，屁用没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幻灭感，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之后二十年的外交政策。整个1920年代，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那时候的美国总统，无论是哈定、柯立芝还是胡佛，都是共和党人。他们奉行的，都是所谓的“回归常态”政策，核心思想就是：少管闲事，专心国内，发展经济，让美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美国政府还竖起了高高的贸易壁垒，大幅提高进口关税（比如1922年的《福特尼-麦康伯关税法》和1930年那个更加臭名昭着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种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虽然短期内可能保护了国内的一些产业，但也加剧了全球性的经济摩擦，为后来的大萧条埋下了伏笔，也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孤立倾向。
国会山上的议员们，更是成了孤立主义的坚定扞卫者。他们对任何可能将美国拖入“欧洲泥潭”的国际条约和组织，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和抵制情绪。在他们看来，欧洲就是个战乱不断、阴谋诡计层出不穷的是非之地，美国离它越远越好。
到了1930年代，随着欧洲法西斯势力（意大利墨索里尼、德国希特勒）的崛起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步步紧逼，世界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战争的阴云也越来越浓厚。但在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情绪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为对一战的惨痛记忆和对欧洲“旧大陆”的普遍不信任，而变得更加强烈。
为了确保美国不被再次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漩涡，美国国会在1930年代中期，连续通过了一系列被称为“中立法案”的法律。这些法案的核心目的，就是用法律的形式，把美国与可能发生的外部战争“隔离开来”。
1935年中立法案：规定一旦外国爆发战争，美国将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侵略者还是受害者，好人还是坏人，对不起，我美国的枪炮弹药，一律不卖给你们！你们自己玩儿蛋去吧！
1936年中立法案：又加了一条，禁止美国向交战国提供贷款。不仅不卖武器，连钱都不借给你打仗！
1937年中立法案：把之前的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适用于内战（这主要是针对当时正在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同时，还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现购自运”原则，规定交战国如果想从美国购买非军事物资（比如棉花、石油等），必须自己付现金，自己派船来运，美国概不赊账，也不负责送货上门，免得自己的船被炸了，又惹一身骚。
1939年中立法案：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在欧洲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动国会通过的一个修正案。它废除了之前对交战国完全禁运武器的规定，允许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但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现购自运”的原则。这个修正案，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对英法有利，因为只有英法拥有强大的海军和商船队，能够突破德国的海上封锁，从美国购买并运走军火。而德国呢？想买也买不着，运也运不走。
这一系列的中立法案，就像一道道法律上的“防火墙”，试图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战火彻底隔离开来。它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国会和大部分民众，对卷入外部冲突的极度恐惧和排斥。
国会山上的政客们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奉行孤立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美国民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深深的“战争后遗症”。十几万年轻人的生命，数百亿美元的开销，换来的却是一个并没有变得更美好的世界和一堆欧洲列强的“烂账”。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让大部分美国人对再次干涉欧洲事务，提不起任何兴趣。
当时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这玩意儿刚兴起没多久，但也算是个风向标）显示，在整个1930年代，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坚决反对美国卷入欧洲或亚洲的战争。即便是后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之后，主张美国保持中立、不介入战争的民意，依然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各种各样的和平主义组织和反战运动，在美国国内也相当活跃。
除了对战争本身的恐惧，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怀疑和不信任，也在美国社会中弥漫，那就是对所谓“军火商推动战争”的普遍怀疑。
1934年至1936年，美国参议院成立了一个由杰拉尔德·奈参议员领导的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火工业和金融寡头的活动。奈委员会的调查（虽然有些结论可能带有偏见和夸大成分）似乎“揭露”了许多军火商和银行家是如何通过战争大发横财、甚至在背后推动美国参战的“黑幕”。
紧接着，在1934年，一本名为《死亡商人》的书籍出版，更是将这种“军火商阴谋论”推向了高潮。这本书用大量的“证据”（真假难辨），指责国际军火卡特尔和金融集团为了追求利润，不惜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煽动战争。
这些调查和书籍，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它们极大地迎合了民众对一战参战原因的怀疑和对华尔街金融寡头的普遍不满。很多人开始相信，美国之所以被拖入一战，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自由”，而是被那些唯利是图的“死亡商人”给出卖了！
这种思想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它使得任何主张美国应该对正在发生的国际危机（比如日本侵华、德国扩张）采取更强硬立场、甚至进行军事干涉的言论，都很容易被贴上“为军火商张目”、“想把美国人民再次送上战场当炮灰”的标签，从而遭到民众的普遍抵制。
更何况，整个1930年代，美国自身也正深陷在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萧条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工厂倒闭，银行破产，失业率飙升到骇人听闻的25%以上！数百万美国人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在饥饿和绝望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你让美国老百姓去关心什么欧洲的和平、亚洲的危机？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家的饭碗和明天的面包！ “先把美国自己的事情管好再说！”——这才是当时大部分美国人最真实、也最迫切的心声。对外干涉？那得花多少钱？有那钱还不如用来救济国内的失业工人呢！
就这样，在一战后的幻灭感、对军火商的怀疑、对战争的恐惧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孤立主义的浪潮，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美国，达到了顶峰。整个国家，似乎都铁了心要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对墙外的风风雨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然而，世界局势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在美国人一心一意“宅”在家里的时候，欧洲和亚洲的法西斯战火，却越烧越旺，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烧到山姆大叔的家门口了。
而就在这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思潮泛滥、经济大萧条深不见底的黑暗时刻，一位将带领美国走出危机、并最终领导自由世界战胜法西斯强权的伟大人物，也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他，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位身残志坚、却拥有非凡智慧和钢铁意志的政治家，将如何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一步步地唤醒沉睡的美国，并最终将其打造成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兵工厂”呢？历史的下一幕，将更加波澜壮阔，也更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