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希特勒的“台风”行动在1941年10月，虽然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这两个巨大的“口袋”里，又一次围歼了几十万苏联红军，德军的坦克一度也逼近到了距离莫斯科只有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但俄国那该死的“拉斯普季察”——秋季泥泞期，却像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把德国人那引以为傲的“闪电战”给彻底搅黄了。坦克陷在泥里动弹不得，补给线断得七零八落，士兵们在阴雨和寒风中瑟瑟发抖，攻势被迫大大减缓。
然而，希特勒这位“奥地利下士”，可不信这个邪！他觉得，苏联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只要再加一把劲，趁着泥泞期过去、地面开始上冻但严冬尚未完全降临的这个“最后窗口期”，一定能拿下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的红星上，插上纳粹的卐字旗！
于是，进入11月，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在得到了一些休整和补充之后，准备发动他们对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也是孤注一掷的疯狂冲锋！而莫斯科城下的苏联红军，在朱可夫元帅的统一指挥下，也已经基本完成了防御部署，正严阵以待，准备与侵略者进行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殊死搏斗。
时间，来到了1941年的11月初。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俄国那泥泞不堪的道路，开始慢慢地被冻硬了。这对于被困在泥潭里好一阵子的德国装甲部队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的坦克和车辆，总算是又能重新在坚硬的地面上撒欢儿跑了！
希特勒一看，机会来了！他立刻严令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元帅，务必抓住地面封冻的有利时机，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全面进攻！“莫斯科必须被夺取！不惜一切代价！”元首的电令，像催命符一样，从“狼穴”大本营雪片般飞往前线指挥部。
于是，从11月15日前后开始（北线霍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霍普纳的第4装甲集团军稍早一些，南线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也重新调整了攻势），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再次鼓起余勇，向着莫斯科方向，发动了他们所谓的“最后的冲刺”！
这一次，德军的攻势主要集中在莫斯科的南北两翼，试图通过钳形攻势，从侧后方包抄并最终合围苏联首都。
北翼：霍特的第3装甲集团军和霍普纳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伊斯特拉一线，向着莫斯科的西北方向猛攻。他们一度突破了苏军的防线，占领了克林、伊斯特拉等重要城镇，兵锋最远的地方，甚至推进到了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只有几十公里（有说最近处约25-30公里）的地方！
南翼：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则绕过苏军在图拉地区的坚固防御，从图拉以东向北迂回，试图切断莫斯科与南方后方的联系，并威胁莫斯科的南大门。
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也意识到了局势的极端危险。斯大林亲自下达死命令，要求莫斯科城防司令部和各方面军指挥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死守每一条防线，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莫斯科，一步也不能再退了！”
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德军士兵们，虽然在经历了数月的苦战之后，早已是人困马乏，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确实还抱着“打下莫斯科就能回家过圣诞节”的最后幻想，在军官的驱使下，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疯狂进攻。
据说，在11月下旬的某一天，一支德军的小股摩托化侦察部队，在莫斯科西北方向，甚至一度推进到了一个可以遥遥望见克里姆林宫那标志性的红色尖顶和闪耀红星的位置！这些德国兵们欣喜若狂，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第一批踏入苏联首都的“征服者”了！但他们的好梦并没有做太久，很快就被赶来增援的苏军预备队和猛烈的炮火给打了回去，被迫狼狈撤退。这个“遥望克里姆林宫”的传说，后来也成为了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攻势顶点的象征，充满了历史的讽刺意味。
为了确保这次“最后的攻势”能够成功，希特勒甚至还派遣了一些党卫军（盖世太保）的特别分队，前往中央集团军群的各个部队，名义上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检查部队作风纪律”，实际上就是去督战，去弹压那些可能出现的“消极畏战”情绪。
而在南线的图拉方向，苏军的抵抗也同样顽强。图拉，这座以生产军火闻名的工业城市，是莫斯科南方的最后一道重要屏障。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这里遭到了苏军（包括图拉工人师和一些地方守备部队）的拼死抵抗。
斯大林为了确保防线的稳固，也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他批准并授权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方面军军事法庭，组建了大量的“特别处决小组”（即督战队），部署在主要作战部队的后方。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对于那些擅自后退、临阵脱逃的单位和个人，格杀勿论！这种“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某些濒临崩溃的防线，但也给红军士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创伤。
就在德军似乎又一次要将莫斯科逼入绝境的时候，一个比苏联红军更可怕、也更无情的敌人，终于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那就是俄国那令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冬天”！
11月中旬开始，东线战场的气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之前那恼人的秋季泥泞（拉斯普季察）尚未完全结束，道路依然坑坑洼洼，但随着几场冻雨的降临，气温开始骤然下降。紧接着，便是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和席卷一切的刺骨寒风！
白昼变得越来越短，黑夜变得越来越漫长。气温，在短短几天之内，就从零上几度，一下子跌到了零下十几度，甚至在夜间，更是达到了零下二十多度，甚至三十度以下！奇怪的是1941年的冬天比往年格外的寒冷。
这突如其来的严寒，对那些严重缺乏御寒准备的德国军队来说，简直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
衣不蔽体，饥寒交迫：德国人在发动“巴巴罗萨”计划时，根本就没打算打到冬天。他们乐观地认为，战争在秋天之前就能结束。因此，大部分德军士兵身上穿的，还是夏秋季的单薄军服，根本无法抵御俄国冬天的严寒。他们没有棉衣，没有毡靴，没有皮帽，甚至连手套都严重不足。很多士兵为了取暖，只能把所有能找到的布料都裹在身上，甚至不惜去抢夺苏联平民的衣物。于是，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穿着五花八门、甚至包括妇女呢绒大衣和儿童毛线帽的德国士兵，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与装备齐全、早就习惯了严寒气候的苏军作战。这种景象，既滑稽又可悲。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红军的士兵们，大多来自寒冷地区，对冬季作战早就习以为常。他们都配备了厚实的棉衣、毡靴、护耳皮帽和保暖手套，防寒措施做得非常到位。
武器失灵，寸步难行：严寒不仅折磨着德国士兵的肉体，也让他们的武器装备纷纷“罢工”。坦克的发动机因为机油凝固而难以启动（德国坦克大多使用汽油发动机，在低温下启动性能远不如苏联的柴油发动机坦克。苏军的坦克，比如t-34，虽然也需要预热，但其柴油发动机对低温的耐受性要好得多。而德国坦克兵在打火前，甚至需要在坦克引擎下方生一堆柴火，把整个坦克底部都烤热了，才能勉强把引擎发动起来），齿轮箱里的润滑油冻得像黄油一样，履带也经常被冻在地上。机枪、步枪的枪栓被冻住拉不开，炮弹也因为低温而性能不稳。德国的摩托化部队，更是彻底失去了机动性，大量的汽车、摩托车因为缺乏防冻液和耐寒燃料而抛锚在冰雪覆盖的道路上。
后勤崩溃，雪上加霜：本已紧张的后勤补给线，在严寒和暴雪的摧残下，几乎完全瘫痪。运往前线的油料、弹药、粮食和药品，都因为道路封锁和运输工具的失灵而无法及时送达。前线的德军部队，不仅要忍受严寒的折磨，还要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危险。一些德军装甲部队，在夜晚为了取暖，甚至不得不冒险点燃草堆或木柴烤火，结果反而成了苏军炮兵夜间炮击的绝佳靶子！
士气崩溃，“冬天”的无形重击：饥饿、寒冷、疾病（冻伤、痢疾、肺炎等）像瘟疫一样在德军中蔓延。士兵们的战斗意志迅速瓦解，士气跌入谷底。“将军冬天”，这个曾经在拿破仑远征俄国时就名声大噪的“俄国守护神”，这一次，又以其冷酷无情的方式，狠狠地教训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德国侵略者。
一份来自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前线指挥部的无线电报告，用绝望的笔触写道：“情况极其糟糕！道路被冰雪完全覆盖，车辆无法通行。士兵们衣着单薄，冻伤严重，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油料和弹药都即将耗尽。我们现在冻僵的，不仅仅是手脚，还有最后的希望……”
就在德军在严寒和苏军的顽强抵抗面前步履维艰、攻势逐渐显露出强弩之末的疲态之时，莫斯科城内的朱可夫元帅，却正在紧张而有序地调兵遣将，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大反攻，做着最后的准备。
巩固防线，转入冬季攻防：朱可夫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对战局的准确判断，指挥西方面军的部队，利用德军攻势减弱的间隙，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莫斯科外围的三道主要防线。他要求部队充分利用冬季的有利条件（比如利用冰雪构筑伪装阵地和障碍物，利用夜暗和暴风雪天气进行小规模袭扰和反击），转入积极的冬季攻防态势。
远东援军的战略部署：那些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调来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习惯在严寒条件下作战的生力军，此时已经陆续抵达莫斯科周边地区。朱可夫将这些宝贵的预备队，秘密地部署在了最关键的战略方向上，比如德军突击矛头最为凶猛的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伊斯特拉以及南线的图拉等方向，准备在最合适的时机，给与敌人致命的一击。
一支支穿着白色雪地迷彩服、脚踩滑雪板、背着自动武器的西伯利亚滑雪兵旅，在夜色的掩护下，如同雪原上的幽灵，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预设的阵地。他们对身边的德国兵低声耳语：“雪，是我们的盟友。”
在后方，新的红军师团也正在加紧组建和训练。苏联的工业机器，虽然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重创，但在向东部战略转移之后，也开始逐步恢复生产，为前线提供武器弹药和各种军需物资。虽然补给依然紧张，但至少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捉襟见肘了。
而朱可夫几乎每天都亲临设在莫斯科近郊的方面军指挥部，与参谋人员一起，在巨大的军事地图前，仔细地研究敌我态势，分析情报，制定作战计划。他目光如炬，神情坚毅，用他那特有的、不容置疑的语气，向各个集团军下达着作战指令。据说，他在一次作战会议上，对着墙上那幅标满了德军进攻箭头的地图，用拳头狠狠地砸了一下桌子，说道：“敌人现在已经疲惫不堪，饥寒交迫，士气低落——我们，正要选择在这个时刻，给予他们最沉重的还击！”
空军方面，苏联空军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惨重损失后，也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他们开始更多地利用夜暗和恶劣天气，对德军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集结地和前线机场，展开系统性的空袭。苏军的飞行员们，还总结出了一些在夜间和冰雾天气条件下作战的特殊技巧，比如“安静射击”——在夜间巡逻或伏击时，不轻易开火，而是仔细聆听德军车辆或步兵行进的声音，等敌人靠近了，再突然集火攻击，打完就撤，让德国人防不胜防。
就在莫斯科城外战火纷飞、德军的炮弹时不时地落在市区、全城军民都在为保卫首都而浴血奋战的最危急时刻，斯大林要在1941年11月7日这一天，照常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的盛大阅兵式！
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前线离莫斯科最近的地方只有几十公里，德国人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红场上聚集那么多的军队和领导人，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当斯大林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连朱可夫这样的悍将都捏了一把汗。11月1日，朱可夫被紧急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他：“今年的十月革命节，除了照例举行庆祝大会之外，我们还打算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一次阅兵式。你觉得怎么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么做吗？”
朱可夫沉思片刻，然后用他那特有的、冷静而自信的语气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敌人在近期之内，不可能向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他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部队疲惫不堪，后勤补给也极为困难，他们现在更需要的是时间来重新补充兵力、调整部署。因此，我认为，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是可行的。但是，为了防备敌人可能发动的空中袭击，我们必须极大地加强首都的对空防御力量，最好能从邻近的方面军，再抽调一些歼击航空兵团到莫斯科来，确保阅兵期间的绝对空中安全。”
斯大林听了朱可夫的分析，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941年11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阴沉低垂，飘着冰冷的雪花。红场上，戒备森严。一队队穿着崭新军大衣、荷枪实弹的红军士兵，迈着整齐而坚定的步伐，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坦克的履带碾过被白雪覆盖的石板路，发出隆隆的轰鸣。远方，隐约还能传来前线阵地上的炮声。
斯大林和其他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神情肃穆地登上了列宁墓的检阅台。当阅兵式指挥官向斯大林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之后，斯大林发表了他那篇在卫国战争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着名演说。
他用他那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通过广播，向红场上的受阅官兵，向全苏联人民，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红军红海军的战士们，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工人和男女集体农庄庄员，脑力劳动者，在敌人后方暂时陷入法西斯压迫的兄弟姐妹们，以及我们英勇的游击队员们，他们正在破坏德国侵略者的后方！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和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向你们致敬，并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
让我们的伟大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德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
“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死亡属于德国占领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她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着胜利前进！”
斯大林的这番讲话，核心意义有三：
强调历史传承，唤起民族自豪：他巧妙地将当前的卫国战争，与历史上俄国人民多次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如抵抗条顿骑士团的涅夫斯基、打败蒙古鞑靼的顿斯科伊、驱逐波兰干涉者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以及战胜拿破仑的库图佐夫）联系起来，极大地激发了苏联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振奋民心士气，构筑“全民抗战”：他用“兄弟姐妹们”、“朋友们”这样充满情感的称呼，将所有苏联人民——无论是前线的士兵，还是后方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凝聚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塑造了“全民皆兵、共赴国难”的伟大形象。
明确斗争目标，凝聚战斗意志：他用“消灭侵略者！死亡属于德国占领者！”这样简单直接、充满力量的口号，为这场战争赋予了神圣的正义性，也成为了激励全民族浴血奋战的精神动力。
很多参加完红场阅兵的部队，甚至来不及休整，就直接从红场开赴了莫斯科城郊的各个防御阵地，投入到了保卫首都的血战之中。
这次在战争最危急时刻举行的红场阅兵，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一场单纯的军事仪式。它不仅极大地振奋了苏联国内的军心民心，更重要的是，它也向正在密切关注东线战局的西方盟国（主要是英国和美国），传递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
当时，英美两国虽然已经开始通过《租借法案》向苏联提供一些援助，但他们对苏联到底能不能顶住德国的进攻，心里还是存有很大的疑虑。他们害怕，一旦苏联垮了或者投降了，他们援助的物资就会白白落入德国人之手。而红场阅兵，以及随后苏军在莫斯科城下表现出的那种寸土不让、血战到底的决心，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他们的疑虑，让他们相信，苏联是会跟德国死磕到底的，是值得他们下大力气去援助的！这也为后来大规模的《租借法案》物资运抵苏联，以及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尽管他刚刚在红场上发表了那番鼓舞人心的演说，但面对瞬息万变的残酷战局，这位“钢铁领袖”的内心，也并非如他表现出来的那般坚如磐石，没有丝毫的波澜。他也会焦虑，会怀疑，会感到那泰山压顶般的巨大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坐镇西方面军指挥部的朱可夫。电话接通后，斯大林的语气异常沉重，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痛苦，他问朱可夫：
“朱可夫，你向我保证，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这是怀着内心的巨大痛苦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我希望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能够诚实地回答我。”
电话那头的朱可夫，没有丝毫的犹豫，用他那一贯的、斩钉截铁的语气回答道：
“斯大林同志，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至少还需要从后方紧急调拨两个齐装满员的预备队集团军，以及大约两百辆坦克来加强关键地段的防御！”
听到朱可夫如此肯定的回答，斯大林似乎稍微松了一口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很好。你立刻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沟通一下，看看把你所需要的这两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部署在哪个方向最合适。它们在11月底之前，将可以准备就绪，投入战斗。不过，坦克……坦克现在我们暂时还无法提供那么多，你需要依靠现有的力量。”
这段简短的对话，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却真实地反映了莫斯科保卫战最危急时刻，苏联最高统帅部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艰难抉择以及对前线指挥官的倚重。斯大林虽然大权在握，但在命运的赌桌上，他也不得不将最后的希望，押在像朱可夫这样真正能打仗的将领身上。而苏联当时捉襟见肘的军事资源（连朱可夫急需的200辆坦克都无法立刻满足），也预示着接下来的战斗，将是何等的艰苦卓绝。
进入11月下旬，东线战场的气温进一步骤降，暴风雪也开始频繁光顾。德军的攻势，在苏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和日益恶劣的气候条件面前，终于彻底陷入了停顿。
在南线的图拉方向，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虽然也发动了几次猛攻，试图夺取这座重要的军工城市，但都遭到了图拉守军（包括工人师和地方部队）的殊死抵抗，损失惨重，最终也未能越雷池一步。图拉，这座“莫斯科的南方盾牌”，像一颗钉子一样，牢牢地顶住了德军的攻势。
在莫斯科西北的克林方向，霍特和霍普纳的装甲部队虽然一度取得了某些进展，但在苏军预备队的不断反击和“将军冬天”的无情打击下，也逐渐失去了进攻的锐气，兵力无法再向前推进，双方陷入了残酷的拉锯战。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冯·博克元帅，看着自己的部队在冰天雪地里苦苦挣扎，伤亡惨重，却迟迟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心急如焚。他多次向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发电报，请求暂停对莫斯科的进攻，让部队就地转入防御，休整补充，等待来年春天再战。
但此时的希特勒，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他越来越刚愎自用，越来越脱离实际，严令博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向莫斯科发动进攻！他甚至威胁说，任何主张后退或停止进攻的将领，都将被视为“懦夫”和“叛徒”而受到严厉惩处！
元首的严令，让前线的德军将领们陷入了极其痛苦和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敢公然违抗元首的命令；另一方面，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动进攻，无异于让士兵们去送死。于是，一些德军下级指挥官，开始采取“消极抗命”的方式，或者以“天气恶劣”、“道路不通”、“油料不足”等各种理由，来拖延和敷衍进攻的命令。
德军内部，也第一次开始弥漫起一种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开始私下里议论：“我们可能打不赢这场战争了……”“俄国太大了，太冷了，俄国人也太能打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这种思想的蔓延，对德军的士气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时间，终于来到了1941年11月的最后几天。
莫斯科城下，德军的攻势，已经从最初的“台风”席卷，变成了一阵阵有气无力的“寒风”吹拂，最终彻底陷入了停顿。疲惫不堪、衣衫单薄的德国士兵，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蜷缩在简陋的雪地工事里，瑟瑟发抖，等待着那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的补给和冬装。
而就在他们对面，苏联红军的阵地上，却是另一番景象。
虽然同样承受着严寒和艰苦，但红军士兵们的士气，却在一天天地高涨。他们知道，最困难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敌人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在漫长的黑夜里，他们悄悄地擦拭着手中的武器，检查着刚刚补充上来的弹药，分享着那来之不易的黑面包和伏特加。
朱可夫元帅的指挥部里，灯火通明。一份份关于德军兵力部署、后勤状况、士气变化的情报，不断地汇总到他的案头。他那双深邃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和决断的光芒。他知道，反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他秘密地向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部分兵力）的第5集团军、第16集团军、第30集团军等主力部队，下达了准备实施战略大反攻的命令！那些从远东和西伯利亚调来的、装备精良、斗志昂扬的生力军，也已经全部秘密集结到位，像一群即将出闸的猛虎，等待着进攻的信号。
红军，准备在莫斯科城下的这片冰天雪地之中，打出他们在卫国战争中的“第一个向西的战略性突破口”！
一场改变东线战场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伟大反攻，其激昂的节拍，已经开始在俄罗斯的雪原上，悄然起舞…… 而德国法西斯，即将为他们的狂妄和残暴，付出惨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