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1941年6月22日那个血色的黎明，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三百万德军（若算上仆从国军队，总兵力达三百八十万人）兵分三路，猛地扑向了毫无准备的苏联。战争的头一天，苏联空军在地面就被基本“剃了头”，边境线上的红军部队在德军“闪电战”的迅猛打击下，被打得是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克里姆林宫里的斯大林，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愤怒和一丝不为人知的恐惧之后，总算是从短暂的“失语”状态中走了出来，开始着手应对这场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空前浩劫。
然而，战争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德军的装甲矛头，一旦撕开了苏军的防线，就不会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机会。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初期，最惨烈、也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场围歼战，就发生在苏军西方面军的防区内——那片位于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之间的广阔突出部。这里，将成为几十万红军将士的噩梦之地，也将见证“闪电战”那令人胆寒的恐怖威力。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那可是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的“铁拳头”，总司令是老成持重的费多尔·冯·博克元帅。他手底下，攥着德国陆军最精锐的两大装甲集群：南翼，是由号称“闪电战之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上将指挥的第2装甲集群；北翼，则是由经验丰富的赫尔曼·霍特上将指挥的第3装甲集群。这两支钢铁巨兽，如同两把巨大的、烧得通红的铁钳，从战争一开始，就按照预定计划，分别从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的南北两侧，向着突出部后方的纵深地带，发动了迅猛无比的钳形攻势！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以最快的速度，向东穿插，在突出部苏军主力的后方——明斯克附近会师，从而将部署在比亚韦斯托克这个巨大“口袋”里的苏联西方面军主力（主要是第3集团军、第4集团军、第10集团军以及部分第13集团军的部队）团团包围，一举歼灭！
您可别小看这个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这地方，是根据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后划定的边界形成的，像一个巨大的拳头一样，深深地楔入了德军的战线。苏军在这里集结了重兵，大约有四十多个师，近七十万人，还有两千多辆坦克和近两千架飞机（虽然大部分在战争头几天就被德国空军给收拾了）。斯大林和苏军统帅部可能觉得，这地方是进攻德国的绝佳跳板，或者至少也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屏障。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看似强大的突出部，在德军“闪电战”的铁钳面前，却成了一个致命的陷阱！
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从布列斯特以南地区凶猛地杀出，其先头部队如同脱缰的野马，沿着公路向东、向东北方向的明斯克疾驰。古德里安这人，打仗就是个“疯子”，他才不管什么侧翼暴露、什么步兵跟不上，他脑子里就一个字——冲！他坚信，坦克的冲击速度本身就是最好的防御！
而北边的霍特第3装甲集群，也从东普鲁士南部地区出发，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苏军突出部的北翼，目标同样是明斯克！
这两支装甲集群，就这么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玩起了德军最擅长的“纵深穿插－铁钳咬合”的把戏。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叫一个行云流水！德军的坦克兵们，很多都是参加过法国战役的老兵，经验丰富，配合默契。他们通常是利用夜色或拂晓的掩护，在选定的突破点上集中优势兵力（尤其是坦克和俯冲轰炸机），先用猛烈的炮火和空袭把苏军的防御阵地炸个稀巴烂，然后坦克集群就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从被撕开的口子里一拥而入！
一旦突破了苏军的第一道防线，德军的坦克根本不跟那些被分割包围的苏军步兵纠缠，而是继续以最快速度向纵深猛插！他们的目标是苏军的指挥部、通讯中心、炮兵阵地、后勤补给点以及重要的桥梁和渡口。他们要做的，就是彻底瘫痪苏军的指挥体系，切断其后路，让那些还在一线抵抗的苏军部队变成一群没头苍蝇。
而部署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的苏联红军部队呢？他们在战争爆发初期，就因为通讯中断、指挥失灵、以及斯大林那道“不准后退”的死命令，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和被动。很多部队，甚至还没来得及从和平时期的营房里完全展开，进入预设的野战阵地，就已经被德军的快速穿插给分割包围了！
更要命的是，突出部内的地形也对苏军极其不利。这里森林茂密，沼泽遍地，道路稀少。苏军的大量步兵、炮兵和后勤辎重，一旦失去了有组织的指挥和道路的依托，在德军坦克和飞机的追杀下，就只能在这些树林和湿地之间乱闯乱撞，互相失去联系，建制完全被打乱。很多部队，甚至连自己在哪儿、敌人在哪儿、上级指挥部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就稀里糊涂地成了德军的俘虏，或者在绝望的抵抗中被消灭。
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小细节，据说当时很多苏军部队使用的军事地图，竟然还是按照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之前的旧边界绘制的！对于突出部以东、苏联腹地的地形情况，很多指挥官根本就是两眼一抹黑，缺乏最基本的掌握。这在需要进行快速机动和重新部署防御的时候，简直是致命的！
德军的铁钳，合拢得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
就在战争爆发后的第六天，也就是1941年6月28日，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和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的先头部队，历经数百公里的高速突进，终于在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的东郊胜利会师！
这意味着，部署在比亚韦斯托克突出部内的苏联西方面军主力——第3集团军、第10集团军的全部，以及第4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大部，总计约四十个师，近七十万大军，就这样被德军死死地包围在了明斯克以西一个巨大的“口袋”里！这个“口袋”东西长约三百公里，南北宽约一百五十公里，里面挤满了失去指挥、建制混乱、弹尽粮绝的红军部队。
6月28日当天，德军的步兵部队在坦克和飞机的掩护下，攻入了明斯克市区。这座白俄罗斯的工业重镇和交通枢纽，在经历了猛烈的炮击和轰炸之后，陷入了一片火海。街道上到处是燃烧的房屋、被遗弃的车辆和四散奔逃的难民。明斯克这个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就这样落入了德军的控制之下，也彻底切断了被围苏军向东突围的最后希望，为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下一步向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方向的“中路东进通道”，扫清了障碍。
明斯克“口袋”里的战斗，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和抓捕。几十万被围困的红军将士，在失去了统一指挥、缺乏弹药和给养的情况下，虽然也进行了一些零星的、绝望的抵抗和突围尝试，但最终都难逃被歼灭或被俘的命运。
据德军战后的统计，在比亚韦斯托克-明斯克双重会战中，他们俘虏的苏军人数高达约32万4千人！缴获坦克约3300辆（这个数字可能有所夸大，因为很多是苏军自行破坏或遗弃的），火炮约1800门！苏联西方面军的四个主要集团军（第3、4、10、13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阵亡25万人左右！这是红军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的第一次、也是规模空前的一次战略性大失败！
有一些被围的苏军师级部队，在弹药耗尽、粮食断绝、与上级失去一切联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士兵们无谓的牺牲，最终不得不成建制地向德军投降。
而就在明斯克城内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时候，城里的苏联官方广播电台，可能因为通讯中断或者官僚主义的惯性，据说还在按照战前的节目单，播放着“形势一片大好”、“红军正在英勇反击”、“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之类的豪言壮语。这种广播里的“歌舞升平”与街头巷尾的断壁残垣、遍地狼藉形成的巨大反差，无疑是对这场灾难性失败最辛辣的讽刺。
如此惨重的失败，总得有人来背这口“黑锅”吧？斯大林同志可不是那种会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的人。他需要一个（或者一批）替罪羊，来平息国内外的质疑，来为这场灾难性的开局“买单”，也顺便“杀鸡儆猴”，震慑一下那些可能“指挥不力”的将军们。
这个“幸运儿”或者说“倒霉蛋”，很快就找到了。他就是苏联西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这位将军，也算是一员老将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在苏芬战争中也立过战功，在战前被认为是苏军中比较有经验的装甲兵指挥官之一。但可惜的是，他面对的是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这支最精锐、最强大的突击力量，再加上战前部署的失误和斯大林那道“不准挑衅”的死命令的束缚，使得他在战争爆发初期，几乎是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方面军主力被德军分割包围，最终走向覆灭。
明斯克陷落后不久，巴甫洛夫就被紧急召回了莫斯科。迎接他的，不是安慰和总结教训，而是冰冷的手铐和秘密警察的审讯室。
1941年7月2日，巴甫洛夫及其西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成员（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少将、通讯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少将、炮兵主任克利奇中将等人）被正式逮捕。他们被指控犯有“指挥无能”、“玩忽职守”、“惊慌失措”、“丧失指挥权”、“致使大量武器装备落入敌手”等一系列罪名，甚至还被扣上了“反苏维埃阴谋”和“叛国”的大帽子！
审判过程极其草率，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军事法庭很快就做出了判决。7月22日，巴甫洛夫及其主要同僚，被执行枪决！
巴甫洛夫的被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固然对西方面军的惨败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但将所有的罪责都归咎于他一个人，显然是不公平的。战争初期的溃败，是苏联战前战略判断失误、军事思想落后、大清洗对军队指挥层的严重破坏、以及斯大林本人独断专行、压制不同意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巴甫洛夫，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成了这场巨大灾难的一个“替罪羊”。
据说，在最后的审讯中，当巴甫洛夫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时，他向审判人员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请求：“请允许我戴着军帽死去。” 这位曾经统帅几十万大军的将领，最终还是希望能以一个军人的身份，来面对死亡。这个小小的细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军人的悲哀和无奈。但在1957年，斯大林死亡的4年后，赫鲁晓夫把巴甫洛夫与其他被处军官被平反，并恢复名誉。
西方面军的惨败和明斯克的陷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斯大林和苏联最高领导层的头上。他们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远远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料。苏联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非常措施”，来挽救危局。
1941年6月30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第八天，在斯大林的主持下，联共中央政治局、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联合通过决议，宣布成立一个最高国家领导机构——国家防卫委员会（简称GKo）。
这个GKo，可以说是集中了当时苏联党、政、军的一切最高权力。它有权向所有国家机关、党组织、军事部门、工会组织乃至全体公民下达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命令和指示。它的所有决议，都等同于战时法律，必须无条件执行。
国家防卫委员会的主席，自然非斯大林莫属。委员会的其他初始成员，也都是当时苏联最高层的核心人物，包括：莫洛托夫（副主席，负责外交和政府事务）、伏罗希洛夫（负责军事工业和后备力量）、马林科夫（负责党务和干部）、以及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负责国家安全和肃反）。后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所调整和增加，像沃兹涅先斯基（负责计划经济）、米高扬（负责贸易和后勤供应）、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运输）等人也先后加入。而像朱可夫这样的重要军事将领，虽然不是GKo的正式成员，但也经常列席会议，参与最高军事决策的制定。
GKo的成立，标志着苏联的权力结构，在战争的极端压力下，完成了从和平时期的“集体领导”向战时“个人高度集权专政”的彻底转变。斯大林通过GKo这个机构，将所有的权力都牢牢地集中到了自己手中，成为了整个苏联战时体制的绝对核心和最高主宰。
在讨论成立GKo的会议上，面对当时极其严峻的军事形势和斯大林本人在战争初期一度出现的“消沉”状态，党内高层（比如莫洛托夫自己或者其他人）可能也曾有过一些其他的想法或建议，比如是不是可以暂时让莫洛托夫（作为政府首脑）来主持大局，或者成立一个更具“集体领导”色彩的战时委员会。但这些想法，都被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当场拒绝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分享或挑战他的最高权力，尤其是在这国家危亡的时刻，他更需要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起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完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后，斯大林还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沉默太久了。
自6月22日战争爆发以来，斯大林长达十一天未发表任何公开声明。这种“沉默”，一度在社会上引发混乱和不安。在7月3日，沉默终于被打破。斯大林通过广播发表了他亲自撰写并审定的战时第一次全国讲话。
那一天，苏联千百万收音机前的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个习惯以“同志们”自称的统帅，突然换了一个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陆海军的战士们！”
这种称呼，在苏联宣传中是极不寻常的。它不仅突破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语言范式，更触动了普通百姓最本能的民族情感。“兄弟姐妹们”，那是一种家庭式的召唤，是当故土面临灭顶之灾时的血脉唤醒。
在这篇讲话中，斯大林首次正式将这场战争命名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呼吁全民团结，进行全面抵抗与焦土政策，并鼓励在被占区组织游击战。他承认苏联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强调“我们必须保卫每一寸苏联的土地，不惜一切代价！”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和诉求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次讲话不仅有对希特勒与纳粹的猛烈谴责，也夹杂着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东正教色彩，它不再局限于抽象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是诉诸于“保卫祖国”“扞卫人民”“反抗外辱”的本能情感。这一宣传转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让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都找到了共同战斗的理由。
因为此刻，“共产主义”或许还不足以让人赴死，但“家国”可以。
从组织上看，GKo的强权集中为战争体制提供了钢铁般的执行力；而从精神动员上看，7月3日的讲话则为全社会注入了灵魂。这套政治—宣传的双重机制，是苏联能够在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逐步组织起反攻力量的根本保障。
就在苏联西方面军在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苏联在外交和战略态势上的处境，也变得更加险恶。那些在战前与苏联有过节、或者对苏联领土抱有野心的邻国们，一看“红色巨人”似乎要不行了，也纷纷跳了出来，想趁火打劫，捞取好处。
苏芬战争的耻辱，芬兰人可一天都没忘记。当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传来时，芬兰政府虽然一开始在外交上还比较谨慎，宣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他们早就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允许德国军队利用芬兰北部的领土作为进攻苏联摩尔曼斯克方向的基地。
1941年6月25日，当德国空军的飞机（有些可能就是从芬兰机场起飞的）开始轰炸列宁格勒等苏联城市时，苏联空军也对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等城市进行了报复性的空袭。这一下，芬兰政府找到了“借口”！心里想着可算能报仇了，他们立刻宣布，苏联对芬兰发动了无端攻击，芬兰被迫进入“继续战争”状态，（以保卫国家主权和收复在冬季战争中失去的领土！）
6月26日，芬兰正式向苏联宣战，加入了德国一方，从卡累利阿地峡和东卡累利阿地区向苏军发动了进攻。芬兰军队的加入，使得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进攻列宁格勒时，得到了重要的战略策应，也使得列宁格勒面临着来自南北两面的夹击。
在外交辞令上，芬兰人也玩得挺溜。他们一直强调，自己不是德国的“盟友”，只是与苏联单独进行一场“继续战争”，目的是“自卫”和“收复失地”，并不是要参与到德国称霸欧洲的侵略计划中去。这种说法，当然是自欺欺人，但在当时也确实迷惑了一些西方国家。
南边的罗马尼亚，在安东内斯库元帅的独裁统治下，更是德国忠实的仆从国。罗马尼亚对在1940年被苏联强占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一直耿耿于怀。德国入侵苏联，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就在6月22日德军发起进攻的同一天，罗马尼亚军队就打着“解放失地”、“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的旗号，紧跟着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步伐，越过普鲁特河，向苏联境内的比萨拉比亚和乌克兰南部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他们不仅想收回失地，还希望能从苏联的“尸体”上多分一杯羹。
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其他轴心国的小兄弟们，也纷纷派兵加入了这场对苏“圣战”。 一时间，苏联在西部和西北、西南方向，几乎是四面楚歌，陷入了多线作战的极其不利的战略态势之中。曾经那个试图通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来“祸水西引”、坐山观虎斗的斯大林，现在不得不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了。
镜头再次回到明斯克那个巨大的“口袋”里。几十万被合围的红军将士，在失去了统一指挥、弹尽粮绝、与后方完全隔绝的情况下，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抵抗。许多部队的指挥官和政工干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试图组织部队向东突围，希望能冲出德军的包围圈，与主力会合。
突围的过程，是极其惨烈和悲壮的。他们要在德军飞机、坦克、大炮的轮番轰炸和追剿下，在森林、沼泽和敌占区中艰难跋涉。白天躲藏，夜晚行军。没有地图，就靠着太阳和星辰辨认方向；没有粮食，就吃树皮、草根，甚至煮皮带充饥；没有干净的水，就喝那些散发着腐臭味的沼泽水和弹坑里的积水。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被打散的红军士兵们，三五成群，互相搀扶，艰难地向着东方前进。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很多人身上还带着伤。夜晚，森林里常常能听到他们互相呼唤同伴、或者询问方向的微弱声音，那声音里充满了疲惫、绝望，但也夹杂着一丝丝求生的渴望。
然而，德军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德国士兵对这些试图突围的苏军，也表现出了极其残酷的一面。很多放下武器、选择投降的红军士兵，遭到了德军士兵的肆意虐待和屠杀。在一些德国士兵的日记和回忆录中，甚至出现了“他们根本不是士兵，他们是牲口，可以直接枪毙”这样的言论。在纳粹的种族主义宣传和“灭绝战争”的指导思想下，东线战场的残酷性，从一开始就远超西线。
最终，只有极少数幸运的、意志极其坚强的红军士兵（大概7-9万），历经千辛万苦，才成功地从这个“活人墓穴”中逃了出来。他们带回来的，是关于这场灾难性失败的惨痛消息，以及对德军“闪电战”威力的切身体会。而更多的红军将士，则永远地倒在了那片白俄罗斯的土地上，或者成为了德军的俘虏，等待着他们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大量的红军伤员、后勤人员以及宝贵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都被遗弃在了包围圈内，成为了德军的战利品。
就在明斯克陷落、局势万分危急的时候，斯大林曾与刚刚被他从远东召回、临危受命参与最高军事指挥的朱可夫有过一次深夜密谈。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叼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对着墙上巨大的苏联地图，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用低沉的语调，对朱可夫（也像是在自言自语）说道：“德国人来得确实很快，很凶猛。但俄国的土地太大了，冬天也太冷了……他们来得快，也许，回不去呢？” 这句话，或许带有一点自我安慰的成分，但也隐约透露出斯大林内心深处那股尚未被完全摧垮的韧性和对持久战的某种模糊预期。
朱可夫则更为冷静和务实。他向斯大林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红军在战术、指挥和装备上的种种缺陷，并建议必须立刻放弃那种死守边境、处处设防的错误战略，转而采取纵深防御，利用苏联广阔的国土空间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集结后备力量，在关键的战略方向上与敌人进行决战。他还建议，应该立刻在莫斯科接近地设立几道坚固的防御地带，作为反击的战略支撑点。
对于朱可夫这些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泄气”和“消极”（主要是听到要后退）的建议，斯大林一开始并没有完全采纳，甚至一度有所搁置。他可能还对红军能够通过局部反击来扭转战局抱有一丝幻想，或者说，他还不愿意在战争刚刚开始就承认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战略退却。但朱可夫的这些思考，无疑也对斯大林后来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尽管损失惨重，但苏联庞大的战争机器，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之后，也开始慢慢地、但却是坚定地发动起来。成千上万的工厂，正在夜以继日地从西部危险地带，向着乌拉尔山以东、向着西伯利亚的腹地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略转移，他们要在新的地方重新扎根，为前线生产武器弹药。无数的苏联男女，响应国家的号召，走上生产岗位，或者拿起武器，加入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去。
克里姆林宫上空那颗闪耀的红星，虽然在德国飞机的轰炸声中剧烈晃动，但它并没有坠落！
比亚韦斯托克和明斯克的陷落，只是这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的开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下一个目标，将是通往莫斯科的战略要地——斯摩棱斯克。苏联的“第一道战略堤坝”，能否在斯摩棱斯克成功构筑起来？历史，将很快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