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是梦想不断的时代，也是风华正茂的时代。1966年6月，为了修建桃河水库，公社积极组织民兵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修建通往桃河水库的公路。夏收夏种“双抢”刚结束，精壮的基干民兵立即投入战斗。
六月中旬的一天，民兵连长吴先干召集了全连八个排长的会议，传达了县委的决定——举全县之力，在两河上游修建一座中型水库。第一个任务是从三关镇修建通往桃河水库的公路。
会议简短，任务明确。一排长古煜、二排长方菲、三排长刘利、四排长吴洪……每个人都跃跃欲试，我们是开路先锋，一定能打好这个漂亮仗！修建公路，为秋季大队人马进入工地，运输物资作贡献。
古煜和民兵连的每一位成员都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家乡的深情。修建公路不仅是对自然的挑战，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在炎热的夏日，他们挥汗如雨，肩挑背扛，用青春和汗水，在一个月内，八十多位精兵强将，按照工程设计要求，依山就势，挖坡填坑，裁弯取直，没有机械辅助，全凭人力修建了一段两千米长，六米宽的初等级乡村公路。
两端正好和兄弟连队相接，路上红旗招展。古煜和他的战友们，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这项壮举。他们站在初具规模的公路旁，望着脚下延伸的道路，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水库和灌溉区的丰收。那一刻，他们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他们明白，这只是开始，前方还有更多的挑战等待他们去征服。
完成任务的同时，连长吴先干是去年复员的军人，回家就接任民兵连长，干得风生水起，充满朝气和活力。他秉持着铁的纪律和无私的精神，以军人作风激励着每一位民兵。在他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不仅完成了修路任务，更在汗水中凝结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与此同时，在古煜的撮合下，连长吴先干和二排长方菲恋爱了。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情的种子在艰苦的环境中悄然萌芽。连长吴先干和二排长方菲的爱情故事，成为了连队中传颂的佳话。他们彼此支持，共同面对着修路的艰辛和挑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伴侣。
在修路的过程中，吴先干和方菲总是冲在最前线，他们不仅在工作上互相鼓励，还在生活上互相关心。晚饭后，他们时而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时而散步在新公路的平坦处，畅谈未来。方菲细心地为吴先干准备防暑的草帽和清凉的绿豆汤，而吴先干则在方菲劳累时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让她能够得到适当休息。
他们的爱情故事激励着整个连队，使得大家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在他们的带领下，连队不仅出色完成了修路任务，还培养出了一支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队伍。这段经历成为他们人生的宝贵财富，也成为长埂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公路的竣工，长堰村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都离不开吴先干和方菲以及所有民兵们的辛勤付出。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长堰村的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确保秋收后大队人马全力以赴，秋收季节水库工地急需人手，而秋收又刻不容缓，排长古煜组织民兵成立“双抢突击队”以应对秋收和秋播工作。生产队长古国目睹了这些年轻人在民兵排长的带领下，个个精神抖擞，劳动效率显着提升，因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同年年终，古煜因其“学大寨劳动模范”的表现，被选为出席全县劳模代表大会的代表。
古煜首次踏入新建的县人民大礼堂，便被其宏伟壮观所震撼。他聆听了县委领导的报告、参与了代表们的讲用会，并欣赏了文艺演出。在老县委招待所住宿期间，他了解到全公社20个大队中仅有11人参加这次盛会。为了记录下这段青春岁月，古煜在县人民大礼堂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刻体会到了外面世界的广阔与精彩。
散会返回长堰村后，他下定决心将自己在大礼堂所学的知识和先进经验，经过提炼和整理，传授给村里的年轻一代。他组建了一支文艺宣传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节目，宣传党的政策和全县劳模的先进事迹。
在古煜的不懈努力下，创作了《收秋》的快板书，《颗粒归仓》的三句半，《学大寨人》的舞蹈。这些节目短小精悍，既贴近生产实际，又贴近日常生活，利用休息时间和田边地头的自然舞台，深受社员群众的喜爱。文艺宣传队不仅丰富了社员的精神生活，还提升了大家的文化素养。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赢得了热烈的反响。
随着文化宣传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长堰村逐渐成为周边地区文化活动的中心。古煜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榜样，他的故事激励着更多年轻人为改变家乡面貌而努力奋斗。在古煜的带领下，长堰村不仅在物质上取得了进步，更在精神文化层面实现了飞跃。
刚完成桃河水库主体工程的建设，1969年，界关水库的工程也随即启动。这两项工程都是全县倾力而为的重大项目。在这些宏伟的工程中，古煜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参与了各种劳动，包括搬运土石、挖土、拉车、砍柴、等。此外，他还怀揣着许多梦想，其中最难忘的是他骑着自行车，在田间小路上独自漫步，或在公路上尽情疾驰。有一件事是他的同龄人很少尝试的——为工地广播撰写稿件。
那是一个冻雨纷飞的日子，树枝上挂满了冰凌，工程因天气原因停工，人们在工棚里闲聊。一位县一中毕业的大队干部，谈到了他向地区报投稿的经历，投了好多次稿却杳无音信，他便放弃了写作。他还提到了他的一个亲戚，立志要成为作家，写稿无数，却只换来一摞退稿通知，最终心灰意冷。这件事却给了古煜启发，他想既然报纸每天都在出版，文章众多，那都是由人撰写的。“有志者事竟成”，他相信总有一天自己也能发表文章。经过几次投稿尝试，尽管他的文章还未见报，但报社已经注意到了古煜，并且可能是因为报社正注重培养通讯员，给他寄来了几本稿纸、信封和《通讯员学习资料》，还附上了一封充满鼓励、热情洋溢的信。
那位大队干部和一群年轻人看到这一幕都感到非常振奋，在工地上一时传为美谈。恰逢县里成立贫宣队，每个大队推荐一个名额到公社，古煜可能因此被推荐。到了公社后，他与县机关干部一起，先后被分配到几个大队驻点，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古煜撰写的情况汇报被公社领导发现，随后他被调到公社办公室工作。
在公社办公室，古煜偶遇了年长他四五岁的李竟然。李竟然高中毕业便参了军，成为特务连的特种兵，接受过特殊训练，文武兼备，对写作充满热情，在部队期间就担任豫省日报的通讯员，擅长行草钢笔字，并曾公开发表多篇文章。古煜心中暗自庆幸，认为自己遇到了良师益友。
1970年春天，地区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兴平公社派出了经验丰富的老通讯员、三关公社党委书记姚大为带队，而兴东公社却派出了古煜和李竟然两人参加。一周的学习交流让他们感到收获颇丰，也增添了一份自豪感。
古煜在公社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撰写月度、季度、年度工作总结报告，以及为领导撰写讲话稿。每次都是李竟然同志先搭建框架、拟定提纲，古煜则根据提纲搜集资料、填充内容。他们的合作非常默契，古煜也从李竟然那里学到了总结报告的布局、构思选材的技巧，以及钢笔字的书写水平也有了显着提高。以至于古煜参加工作不久后，一位女老师给他写信，他回信后，她高兴地说：“学校里好几个老师都把你的信当作钢笔字帖来练习。”看到这样的反馈，古煜心中暗自窃喜，幸好不是情书，否则她可能就不敢公之于众了。
几乎在同一时间，古煜收到了李竟然的来信。车间的办事员在递信时，看着信封上的字迹评论道：“这字迹和你的简直一模一样。”古煜回应说：“错了！他是我的老师！我只是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皮毛而已。”后来，李竟然调任至明白县城关第一小学，并在几年后当上了校长，直至退休。
古煜居住的房子是祖辈传下来的老屋，土坯墙因雨水冲刷而损坏多处。1967年春节前后，古煜和他的大侄子利用早晚的空闲时间，在后山坡上炸了不少石头，计划将土坯墙换成石头墙。由于炸石场离村子很近，一不小心飞石就可能砸到房子上，造成危险。古煜采取的预防措施是弄来几捆稻草，用水彻底浸湿，精确控制药量，在点炮后将湿稻草覆盖在炮眼上。这样一来，放炮就变得很安全了。
备料充足后，面对这庞大的一堆毛石，必须依靠人力搬运至工地。小队长国哥在路过时提议：“老弟，这些石头看起来已经足够了。明天你去市场买些菜回来，等放工后，我会安排人手来帮你‘打鼓’。趁着天气晴朗，我们得赶紧把你家的墙给换了！”古煜欣然答应：“国哥，那正是我所想的！”（注：‘打鼓’——一种当时流行的团结互助方式，当某家有需要突击完成的重活时，大家会在放工后利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根据工作量的大小安排人员，齐心协力地完成任务后，东家会以丰盛的酒菜款待，大家皆大欢喜。）
换墙开始后，在四叔和众堂兄弟的大力支持下，古毅从双古镇买回了一挑子酒菜。那一群堂兄弟，包括青哥、军哥、国哥、宽哥、杰哥、福哥，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古煜的事情当作自家的事情来对待。
将土坯墙换成石头墙，虽然拆除起来相对容易，但建造起来却颇为费力。前面的檐墙墙基原是泡土，挖掘两米多深仍不见底。四叔坚持为了稳固必须下桩，他亲自砍树打桩，意在“百年大计”确保工程质量的长远稳固。春季雨水频繁，一旦下雨就不得不暂停工作，因此那两堵墙的建设耗时近十天。
完成后，用白灰勾缝，由于地势较高且有两层，从远处望去，如同鹤立鸡群，格外引人注目。在古煜心中，确实有巨大的成就感。然而，更值得回忆和感激的是那个时代淳朴的民风、深厚的邻里情谊和兄弟间的友善。大家一边劳作一边谈笑风生，热闹非凡，在互助合作的精神中，虽然劳累却也快乐。一家有难，众人伸手相助，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令人难忘。
古煜辍学后的几年来，母亲感到十分省心，哥哥们也相对轻松，既不向他们索要钱财也不要求粮食。每逢佳节，古成和古勤总是邀请古煜母子到他们家里团聚，共享午餐或晚餐。而三哥古毅总会买些肉送回来，让古毅吃上一顿饭或留宿一晚再返回家中。
到了1971年的春天，古煜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工作，到一个新建单位——宏伟工厂。母亲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在答谢完客人之后，古煜告诉母亲：“妈妈，明天我就要走了。”她轻声叹息，随即开始帮古煜整理行李。望着母亲略显佝偻的背影，古煜突然意识到：母亲真的老了。除了对儿子未来的担忧，她心中必定还充满了对儿子的依依不舍。然而，她还是选择了放手，就像蒲公英释放它的种子一样，让古煜自由飞翔。
学徒期三年内不许探亲，没有电话联系，古煜只有每月一封家书报平安，妈妈不认得字，就找她的那些侄儿侄孙们念。直到1974年古煜满徒后才有了探亲假，回家过完春节，节后按时返厂。
转眼就是1975年的最后一天过大年了，那些年都是过“革命化”的春节，古煜正在干活时车间办事员送来一封电报，他匆忙打开一看“母病速回”，四个字如雷轰顶！拿着电报跑到办公室，正好支书海燕在门口的桥头打扫卫生，他扫了一眼电报又瞅了瞅古煜说：“小古呀，你的母亲高龄啊？”古煜说：“七十啦。”
支书彭亮说：“我的母亲都八十哩，你看……”他从军干装上衣兜搜出一封内容类似的电报，古煜一阵惊诧。“你看，我们的情况差不多吧。谁家不想过个团圆年呢，古人说‘父母在，不远游’，可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不但远游了，过年还不能回家团聚，我的心情和你一样啊！再说你的电报只是‘母病’如果要是病重或病危我可以批准你回。你想想，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旧社会吃过那么多的苦，哪有没个三病两痛的？过年思子心切，来个电报，要化悲痛为力量，车间还有好几个同志收到电报都没让走。”
他是党支部书记，古煜是工会宣传委员兼团支部宣传委员，除了每月出一期车间板报（十张三合板）的组稿编辑之外（放在车间门口，也是工厂一千多人的大食堂门口，每出一期，不少职工端着饭碗边吃边看，在厂里的阅读量是最高的。）此外，月度、季度、年度的车间支部工作总结都是古煜写，为此，在支书办公桌旁还专门给古煜安排了一张办公桌，工作关系配合默契。支书的这一阵思想工作入情入理，说得古煜欲哭无泪。
电报是大姐夫发来的，他没文化是请人代拟的。整个大年期间古煜都是在忐忑不安中，直到快过元宵节了才收到大哥请人写的一封信，说腊月二十七把母亲接到他家去的，正月初二驾鹤西去，初五的送上山，是妈妈生前选好的新地方（不进祖坟没与父亲合墓）在一个山咀路边朝阳的山坡上。你要能请到假就回来过月半（元宵节）。古煜拿着信找到支书，他二话不说，当时让古煜写了假条，批了“同意”，还告诉古煜打借条到财务科借探亲费。
古煜归心似箭地赶火车转汽车回家了。哥嫂、姐姐分别告诉他，那天妈妈要掉气的晚上，她在昏迷中多次听到门的“吱呀”声就喊你的名字，以为是你回家了——母子情深哟！父爱如山，山早就倒了；母爱如水，水又干了——工厂（应该说是那个时代）的冷漠无情使她期盼小儿归来的心、一次又一次的从希望到失望，临走时难以瞑目！联想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份，周总理去世，下令不准举行悼念活动，可是民心难违，厂里的党政工团上百人还是组成方队，在厂门口防空洞前悄悄地戴上白花黑纱向总理遗像默哀，泣不成声，亲历的那一幕令古煜终生难忘，而今四十多年过去仍历历在目。
这些年来，总觉得有两大遗憾对不住逝去的妈妈：一是没见到最后一面，临终没送上最后一程；二是没有在妈妈生前照一张照片。有一年古煜曾把这想法对哥嫂说了，他们也有同感地说出三个理由：“一是太穷；二是实在不方便，照相要到县城，又不通车；三是农村好多人都一样，都没有。”这也是实情。然而，遗憾和思念一直在伴随着古煜。他深刻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的去世让古煜更加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也让我明白了人生中有些事情是无法挽回的。
古煜在哥哥嫂嫂侄儿们的陪同下，到了妈妈的墓前，未语泪先流。古煜默默地点香燃纸，跪在墓前三叩首，默默地祈祷，妈妈您一路走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