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历三年的上半年，大宋的朝局表面上异常平静，但实际上旧党一轮轮猛厉的攻伐早就盘弓错马、蓄势而动，代表双方冲突焦点的“庆历五大案”即将爆发。
一边是树大根深的旧党官僚，一边是有着皇帝做后台的革新派，谁会笑到最后呢？
这第一个案子是“公用钱案”。
庆历三年七月，夏竦的老下属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首先发难，弹劾知渭州张亢“挪用公用钱”，弹劾知庆州滕宗谅之前在知泾州任上“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这件事情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随即御史台全员都行动了起来，多位御史联名上书弹劾两人贪污，开始了猛烈的抨击。
张亢、滕宗谅这两个人都是范仲淹在西北的忠实部下，张亢是曾取得过兔毛川大捷的名将，滕宗谅字子京，也就是范仲淹后来所写《岳阳楼记》里的人物，这两人都是新政坚定的支持者。
什么是公用钱呢？简而言之，就是拨付给一方政府的公务专项经费，专门用于招待、宴请、车旅等公务活动。每个州府的公用钱数额不等，多的可以有五千贯，少的也有两百贯的，这些钱本来不许做其他用途，但是由于当时没有全国联网的发票制度，所以下面的人经常是虚报、挪作他用，久而久之，这也成了大家都默认的成规。
平时你不说我不说，突然之间就把矛头直指革新派成员，明显这是旧党在对新政开刀。但是皇帝不了解这些，庆历时期财政入不敷出，后宫都在节衣缩食减少支出，现在居然又听说这些守边的将领大手大脚私吞公款，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间皇帝震怒，下令太常博士燕度前往西北严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范仲淹站了出来给两个老部下辩解，说滕宗谅是被诬告的，因为这十六万贯钱里面有十五万是泾州军队里面各级军校一起花掉的，不能把钱都算在一个人头上；而张亢就是个莽撞人，平时也没有什么大错。
因此，范仲淹请求朝廷看在这两位都立有大功的情面上，先查勘账目，如果账目基本清楚，派使者申斥训诫他们即可，如果账目有问题，再酌情处理。皇帝听后也连连点头，吩咐就按范仲淹说的办。但皇帝不知道的是，此时事情已经变得不可操控，因为早先派去查案的那个燕度是个标准的旧党，是老宰相吕夷简一手栽培、现任宰相章得象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燕度可不是个善茬，他一到西北，就把案件稍有牵涉的所有人都抓了起来，以至于把邠州各个县的监狱都填满了。他作势不把张亢、滕宗谅搞倒不罢休，在他的严刑审理下，案件越牵扯越广，包括当时的枢密副使韩琦和名将狄青在内的很多大臣都被问责，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支持变法的革新派。
哪知道正在查案期间，滕宗谅这边又出了幺蛾子——他居然把账本都给烧了！原来滕宗谅眼看把朋友故旧都拉扯进了监狱，于心不忍，觉得一人做事一人当，就趁着有人探监的时机，让下属偷偷找到他私藏起来的账目，干脆一把火烧掉了事。
第二天，当燕度再次提审的时候，滕宗谅霸气十足地供认，说是账目已经烧无对证、查无可查；至于公用钱去向，他只承认自己花了三千贯，用于招待周围蕃部首领了。
这简直是太无法无天，燕度当场气得火冒三丈，惊堂木摔得震天响，“连击衙案”。他把滕宗谅打了一顿板子，直接锁入了重刑大牢。
燕度又在西北细细查访了三四个月，始终未能查实张亢、滕宗谅两人贪污的实据，但他就是咬死了滕宗谅，说他“焚烧证物、蔑视朝廷法纪”。事到如今，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两个人呢？范仲淹建议薄惩即可，不能因为小过失就去罚有大功者，那样会让守边将士心寒。
皇帝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于庆历四年（1044年）正月，下旨贬张亢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降一级官阶，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但是这样的处理，尤其是对滕宗谅的从轻，立即遭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监察御史里行李京等人都纷纷上书表示：“长此以往法度废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争相效仿去牟利，国将不国。”同时还都纷纷以辞职要挟。
无奈之下，皇帝只好重新下旨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今湖南岳阳）。这就是皇帝此时的困境，处罚吧，影响新政的施行，不处罚吧，马上一定会有人拿着由头要挟朝廷。而咱们的赵祯不是一个能够直面冲突的性格，对于旧党千奇百怪的反弹，他根本不能用强力硬压下去，这就让新政的施行步履维艰。
在这之后的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了巴陵郡。他倒没有显得多么沮丧，而是勤于政务，认真治理辖地，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就腾出手来重修了一个旅游景点——岳阳楼，并给范仲淹寄去一幅楼景的画卷，请“作文以记之”。
看着烟波浩渺的画卷，范仲淹回想起这段时间以来，为了新政饱受攻讦的自己和朋友们，不由得心生悲悯，写下了千古奇文《岳阳楼记》，“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这无奈的感慨也正是革新一派艰难处境的真实写照。
这次的公用钱案是旧党蓄谋已久的一次攻击，革新派首战先输一阵，损去两员得力干将。
第二件案子“水洛城案”纯属革新派的内讧，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革新派的分裂。
水洛城，位于现在的甘肃东部的平凉市庄浪县，在这个以兴修梯田而闻名的西北县城，近千年来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在每年的正月十二，就会在县城所在地水洛举办声势浩大的庙会。这一天，人们会顾不上依旧刺骨的寒冷、飘洒的大雪，里三层外三层的一起来到街上，以往宽敞的马路此时也会被堵得水泄不通，连车辆都无法通过。
这是一场特别的庙会，一代代的记忆始终在传承，这是一场关于感恩的庙会，被纪念的人叫刘沪。
在宋朝的水洛城是军事重镇秦州的一道屏障，当时属于宋夏之间的三不管地带，西夏要想攻秦州，必须通过水洛城，而宋朝想守住秦州，也必须和水洛城的土着搞好关系。
宋夏战争以来，这座城的土人部落就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左右逢源。他们的城主叫魁首铎厮那，手下有着近三万士兵，管着十多万百姓，宋朝来了，他就俯首称臣，西夏来了，他也笑脸相迎，两边的好处都占着，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但是到了庆历年间，随着宋夏的停战，这样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左思右想之后，魁首铎厮那决定率众降宋，请求归附。大宋皇帝看到奏报以后当然很高兴，随即命令附近的静边寨守将刘沪前去接收。
二话不说，刘沪带上手下两千来人就去了水洛城，等到了地方才发现事情不对，因为他陷入了水洛城守军几万人的埋伏包围，本来联络投降的城主魁首铎厮那也被枭首示众。原来，投降宋朝只是魁首铎厮那和一部分人的主意，而其他很多人认为宋朝战斗力弱，没办法保护好他们，坚持要投降西夏，两边吵着吵着就动起了手，结果亲宋的那帮人就没打赢。
虽然被围困在了山坡上，但不愧是百战名将，刘沪并没有慌张。经过仔细观察对方阵仗，他很快发现了弱点——敌人的中军太靠前了。
一般来说，人数差得太远，就算阵型有缺点也不用怕，所以土人军队大大咧咧地不怎么在意。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刘沪的兵可不一般，他们是范仲淹的新军制下培养起来的兵，有着赏功罚过的严格法度，有着固定的长官名将刘沪的感情依靠，所以个个战斗力超强。
刘沪命人在敌军看得见的地方埋锅造饭，让大家一定要吃得慢、吃得欢，对方立马中计，顿时一个个地散去了战阵、扔下了装备，也开始挖坑准备吃饭了。
这时候刘沪知道时机到了，他一声令下，宋军立刻完成了集结，从山上突然一冲而下，直接杀到对方中军内部，而这时对方大部分人手上还没有武器，一下子就被杀得四散奔逃。这一仗，刘沪一举擒获了主帅和全部土人高层。
两千打三万，居然打赢了，而且低伤亡，还擒住了对方主帅，这要是把一大堆人头往开封一送，那就是泼天的富贵，然而刘沪却丝毫不动心，他下令士卒暂且放下手中的刀。
望着土人首领们绝望着准备引颈就戮的眼神，刘沪微笑着问了一个很“幽默”的问题∶“你们服是不服？”诸位首领瞬间都蒙圈了——什么意思，这还杀不杀我们了？
刘沪继续道∶“服，你们就投降，不仅既往不咎，还会给你们加官晋爵。不服，那也好办，我现在把你们放了，咱们约定时间，择日再战。”
刘沪居然要把人放了，他傻吗？不，他是淡定，是所谓“沧海桑田心不惊”的淡定，是有大胸襟、大气度的淡定。他知道，在这里如果靠蛮力征服，将会很快战火再起，他要的是人心的归顺、是永久的和平。
在战场上，真正可怕的不是什么“我要杀了你”这样声嘶力竭的咆哮，也不是什么张牙舞爪的威胁，而是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淡定，这背后隐藏的一定是强大的底蕴和由此所带来的自信。
诸位首领是懂行的，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份可怕，于是立刻表态，从此以后依附宋朝，永不背叛。只不过在正式投降前，这些首领们还有一个顾虑，担心因此会惹怒西夏出兵攻打，而以水洛城现在的低矮城防很难能守住。因此，这些首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大宋出钱，水洛城出人，重修水洛城”。
刘沪立即把这个要求上报了朝廷，对此皇帝也是认为可行，毕竟不需要朝廷再派人，等于是省了一半的钱。这时范仲淹也上奏表示赞同，他说：“水洛城占据着东来北往的陆路，且陇水环城西流，有很好的水路交通优势，是至为理想的军事要塞地址。如果我们修了水洛城，一方面能够让宋朝渭州、秦州两大军事重镇形成新的战略通道，一方面还可断绝西夏东进的道路，甚为有利。”一席话把修建水洛城的好处说得具体明了。
于是在朝廷的支持下，西北边陲的水洛城建设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始了。哪知道刚修了俩月，刘沪带着一大帮人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间朝廷又派人传旨来了，内容也是石破天惊的出人意料——“停止修筑水洛城！”这是咋回事呢？
原来是枢密副使韩琦此时结束了在陕西的巡边回了京城，他对修筑水洛城这件事有着不同的意见。
作为“新政三大将”之一的韩琦，也有着救国救民、振兴社稷的宏大抱负，也认为朝廷施政需要革旧鼎新，但他却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喜欢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致，认为范仲淹、富弼他们做事情太过于婉转，不够大刀阔斧。
他性格沉默寡言，也不善交流，由于选择革新的方法不同，时不时地就和范仲淹、富弼产生分歧，总的来看，韩琦更像是个“志同但道不合”的合作者，而不是荣辱与共的同志。
他看到在自己离开的时间分管的领域发生了这么大事情，却没人主动跟自己讲，于是一肚子不快活地跑去和皇帝说：“现在宋夏已经停战，此时再去边塞筑城，所需士兵粮草何其多，等于是让大宋的财政雪上加霜，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宋应该省下来钱，集中去搞新政里的其他事情。”因此他奏请喊停筑城，和他关系要好的文彦博、尹洙等人也都上书支持。
咱们的皇帝赵祯是个软耳朵根子，觉得言之有理，也就下诏让停止筑城。
虽然收到了朝廷的命令，但刘沪依然不想放弃，他深深地知道这座城的战略价值，他一面向朝廷反复上书，阐述理由，一面加紧筑城，还联络周边各军镇前来支援人手。他心里想的是，等水洛城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那就谁都没话说了。
不久后，韩琦的亲信尹洙来到了渭州当了知州，负责监管泾原路军事，正是刘沪的顶头上司，他紧急传檄刘沪停止筑城，立即回渭州。
当地的土人听说上边派了人要带走刘沪，竟然携老扶幼自行堵塞道路，拦截来人，并表示“愿自备财力修城”。刘沪深为感动，当场违抗尹洙的命令留了下来，他对老百姓们动情地说道：“沪虽死永不负水洛百姓。”此刻刘沪心中再无患得患失的丝毫畏惧，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天亲自上工地参与劳动，反而加快了建筑进度。
随后，尹洙多次派人召回刘沪，又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前来接替刘沪的职位，也都被刘沪拒绝。尹洙恼羞成怒，命令泾原副都部署狄青领兵至水洛城逮捕了刘沪，还下令以违抗军令罪直接斩杀，幸亏狄青没有动手杀人，只是将人押送监狱。
事情闹到要杀人的地步，皇帝也大吃一惊，他赶紧向西北专门派出特使调查此事，朝中大臣也再次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刘沪的以范仲淹为首，包括富弼、欧阳修、余靖等人；反对刘沪的以韩琦为首，包括尹洙、文彦博等人。
这些人其实都是革新派，但双方由于意见不同吵闹不休，还将一个基层的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范仲淹说，刘沪是有功之将领，不可枉死；余靖说尹洙和刘沪之间是上下级之争，是上级在仗势欺压下级。
韩琦那边则说，这事情就是刘沪这个武将想要哗众取宠，以此谋得上位。
最后皇帝给定了调子，这次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尽力调和此次事件引发的官员矛盾。朝廷便将尹洙调离陕西，改知晋州（今山西临汾市），同时降刘沪官阶，但仍权水洛城事。
刘沪出狱后，继续修筑水洛城，终于在庆历四年修建完毕。然而在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之后，刘沪耗尽了心力，两年后就与世长辞了。刘沪留下了遗嘱，表示遗体不回祖籍地，而是要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长眠，百姓们哭着安葬了他，并自发修建了祠堂。
人民是不会忘记英雄的，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每年都会围拢在一座叫“刘将军庙”的地方，向那尊巍峨的神像献出精彩纷呈的社火表演。在庄浪的民间信仰中，对刘沪的感恩和崇信超越了其他的历史人物。
从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不得不说韩琦他们短视了，他们只看到了暂时不打仗了、当前需要省钱，但是却不懂得长远的谋划。那党项人从来就不是什么重信守诺的民族，仅仅过了二十年的治平元年（1064年），西夏又来攻打宋朝，掀起了一场大战，到了治平四年 (1067) ，战争再次升级，双方出动几十万人，死伤无数。
范仲淹是对的，刘沪也是对的，在后来的那场世纪大战中，水洛城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犹如一把刺入西夏腹地的尖刀。
水洛城案之后的革新派再也无法维系哪怕是表面上的和谐，事实上的分裂为以范仲淹为首较为务实化的一帮，以及韩琦为首较为理想化的一帮。
这其间，可以说范仲淹已经尽力了，他努力地想去修补革新派内部的裂隙，多次和韩琦这帮人谈心，但人家就是有自己的想法，不论你怎么劝说，总是和你吵来吵去。
就在他们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旧党们很鸡贼地待在一边沉默不语，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在伺机而动，一场猛烈的攻伐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