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尕依提与于江涛之间的分歧仅限于私下，他们暗中较量，而像今天这样公开宣战，尚属首次。一旦战端开启，便无退路，因为退缩意味着彻底的失败。尕依提与于江涛的对峙迅速吸引了与会者的目光，使得气氛骤然紧张。两人的眼神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宣示自己的立场。会议室内的空气似乎凝固，唯有时钟的滴答声在提醒着时间的流逝。没有人预料到，平日里保持克制的两人，会在这一天彻底摊牌。
江涛的面色轻微地发生了变化，但他迅速恢复了平静，深吸一口气后，他缓缓地说道：“尕依提乡长提到的程序问题，确实值得我们重视。党委的决策必须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这一点毋庸置疑。关于齐博的调动，确实存在沟通上的疏漏。那天尕依提乡长到县里开会去了，我和两位副书记开了个会，事后也把会议精神通报给了尕依提同志，所以这里绝不存在一言堂的情况。我们会尽快召开党委会，重新审视这一决定，确保程序的合法性。但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另一个问题，与这个问题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几天，怪事连连，频繁出现。山口村成立了新公司，被查封的煤矿也转让给了新公司，新公司听说已经挂牌营业了，煤矿已经开始恢复生产，还举行了剪彩仪式，请了小乐队。在我们亚尔乡发生这么大的事情，这是一件好事情，是对我乡经济发展有益的事情，这事比起乡一小捐款的事情还要大，还要重要，因为这是引领我乡经济发展的一个药引子，一个缩影，起一个示范作用，是关系到山口村三百多户村民的是否脱贫，是否奔小康的大事。公司是如何取得的营业执照的？煤矿是如何取得开采许可证的？我们驻村干部在哪里？我们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书记、副乡长知道、了解这些情况吗？我们的党委在哪里，我们的政府又在哪里？这些重要的日常工作，党委不参与，政府不管理，基层组织完全处在一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这怎么得了？我们乡政府每天早上开完会以后，除了每个办公室留一个值班，其他人全部都下到村里工作了，在每个村都派有驻村干部，我不知道你们下去都干什么去了，是如何开展工作的？在我的案头上没有任何关于山口村情况的文字材料，我是在晚上喝酒时，听到有干部在私下议论此事，我才知道的。我想请尕依提乡长在会上给在座的党委委员、政府班子成员解释一下。”
尕依提乡长认真听取了于江涛的提问，神情严肃，轻轻点头表示同意。他说道：“于书记提出的问题非常中肯，也十分及时。我相信这也是在座各位领导共同的疑问。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历史背景：明朝末年，商业和文学领域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商业的繁荣为商业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人的生计问题促使他们转向商业文学创作。许多文人开始以笔墨为生，通过撰写文章、诗词、书法和绘画来获得报酬，这种现象被称为‘润笔’。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逐渐淡化。此外，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为商业文学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支持。市民文化的兴起为商业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市场需求。市民阶层对通俗文学的需求增加，促进了说书人和进步文人的创作加工，为商业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动力。这一切的动力源泉是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吏部缺员，科举制度废弛，限制了士人入仕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嘉靖皇帝30年不上朝，朝政松弛，朝廷各部严重缺员，有的部门只有两三个人上班，文人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到了州县也是一样，州县主官退休无人接替，朝政废弛，全国在这种情况下，无意间实现了无为而治，任由整个社会自由发展。这就造成了江南地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一些手工业部门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学术界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好了，现在回到正题。我们可以先学习一部国家的法律，它的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颁布，1994年7月1日实施。公司法并未规定公司股东或发起人需要向当地政府报备。公司法主要关注的是公司设立的条件、程序以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等。只要符合公司法规定的设立条件，并依法进行登记，即可成立公司。另一份是自治区在93年5月下发的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村民委员会组织的相关规定。文件里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集体有权自主决定其经济活动，包括以村集体名义入股开公司。同时，该文件也明确规定了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因此，村集体、村民入股开公司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乡镇政府无权干预，也无需向其报备。大家都看到了，这一条说得非常清楚，我可以再重复一遍该文件的重点：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面对如此关键且复杂的提问，尕依提乡长的回答显得从容不迫、淡定自若、气定神闲、胸有成竹，这背后的原因是楚君的知识储备。楚君之所以能够如此运筹帷幄，是因为他对相关法律法规有着深刻地理解，并且近期在农村基层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深知村民自治的重要性，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在法律框架内，村集体和村民拥有充分的自主权。面对类似问题，他始终坚持依法行事，尊重村民的意愿，确保每一项决策都既符合法律规定，又符合村民的利益。这种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法律素养，使他在处理复杂问题时能够迅速抓住关键，提供准确而有力的解决方案。
与楚君的那次对话，让尕依提心中充满了信心和勇气。
昨天，尕依提乘坐专车前往山口村，拜访了新公司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与新公司的高层领导会面，包括董事长杨发胜、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齐博、副总经理兼矿长买买提江，以及副董事长吐尼亚孜和达吾提。除了齐博，他们几乎都是原村委会的成员。
在会议室，尕依提乡长与公司领导进行了深入的对话，全面了解了新公司的运营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蓝图。作为公司的核心人物，楚君向尕依提详细阐述了公司的整体规划和未来愿景。董事长杨发胜则分享了公司在资源整合、市场拓展和技术创新方面的具体策略。总经理齐博汇报了公司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村民收入方面的成就。矿长买买提江展示了公司在安全生产和矿产资源合理开发方面的成果。副董事长吐尼亚孜和达吾提也就公司文化建设及山口村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次交流，尕依提对山口村新公司的全面情况有了深刻的认识，并对公司在村民自治体系下实现自主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午吃饭时间，自然少不了喝酒。酒过三巡，尕依提借着酒兴向楚君发问：“楚经理，我清楚，山口村发生的所有变化背后都有你的策划和推动，你无须急于否认。你就像隔着玻璃变魔术，我一眼就看穿了。”
楚君听后并未否认，而是举碗向尕依提敬酒，尕依提也回敬，两人各自轻啜一口后放下碗。楚君微笑着说：“山口村的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里的土地贫瘠，交通闭塞，许多人甚至难以解决温饱问题。然而，在这片广袤的乡村土地上，流传着一句古老的谚语：‘勤劳的人吃羊腿，懒惰的人喝凉水’。这句质朴的谚语，揭示了无数村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初衷和动力。面对困境，他们渴望改变，这种穷则思变的精神正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源泉。于是，他们开始思索如何打破现状。”
说到这里，楚君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道：“在村干部的引领下，山口村的村民们自发地行动起来。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发挥了一个党员应有的作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引导村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山口村发展的新路径。这一切的变化，都离不开村干部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和坚持。我所做的，只是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而这场行动的真正英雄，是那些勤劳朴实的村民们。”
此时，杨发胜高举酒碗，言道：“尕依提乡长，感谢您今日莅临我公司指导工作，来！请接受我的敬意。”
尕依提饮毕，轻轻放下酒碗，杨发胜接着说：“尕依提乡长，您能否与乡税务所沟通一下，我们煤炭公司作为小规模纳税人，按加工业税率5%缴税，感觉税率偏高。”
尕依提回应道：“你们的税率并不算高，乡级企业的标准税率是6%，如果你有疑问，可以自行核实。”实际上，杨发胜已经核实过，情况确实如此。
尕依提指着杨发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杨发胜，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竟然在村里开设公司都不事先通报乡政府，看来有人在背后支持你，你倒是说说，是谁在背后给你撑腰？是谁给你勇气？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乡长吗？”
杨发胜挺直了脖子，不甘示弱地回答：“尕依提乡长，我真是冤枉啊，您忘了，上次我们在场镇巴扎喝酒时，我曾在酒桌上向您提及过此事。”
尕依提忽然回忆起来，确实有过那么一次，他说道：“你这是在开玩笑吧，那天你喝得酩酊大醉，舌头都捋不直，话都说不清楚，我还以为你在说胡话，根本没放在心上。”
杨发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表示：“尕依提乡长，根据国家法律和地方规章，村集体成立公司并不需要股东或发起人向当地政府报备。只要满足规定的成立条件，并依法进行注册，公司便可以成立。区里下发的文件也明确指出：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集体有权自主决定其经济活动，包括以村集体名义入股开设公司。村集体和村民入股开设公司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内的事务，乡镇政府无权干涉，也无需向其报备。”
尕依提看到杨发胜侃侃而谈，虽然他只是个初中生，似乎不太可能了解这些复杂的事情，除了楚君，他想不到还有谁会教他这些。他怒骂道：“你给我滚远一点，少在老子面前卖弄学问，就你那点知识，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你真的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那就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条是什么，只要你能说出来，我这个乡长的位置就让给你！”
杨发胜顿时愣住了，之前的内容其实是楚君临时教给他的，他怎么可能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呢？他不由自主地望向了楚君。
尕依提终于恍然大悟，不禁开怀大笑，随即转向楚君，调侃道：“看吧，真相大白了。伪装终归是伪装，小楚，你无需再藏着掖着，我一看就知道咋回事。不用过大脑我也知道，就这套词儿，凭他杨发胜是绝不可能说出来的。那么，就请你来解释一下吧。”
于是，楚君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条款以及自治区1993年5月发布的文件内容，向尕依提做了大致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