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佑八年（1093），六月二十四。
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书，试图乞请改知越州。
他的理由是，自己入仕以来曾三次在江浙一带任职，粗知这里的风土人情，治理起来较为熟悉。又因为自己年老多病日甚一日，急切盼望早日归耕田园，幸好自己在常州宜兴县还有几亩薄田。越州虽然偏远，还可以借去越州赴任的机会到那里稍加修整，作为自己的归宿。
就在苏东坡向朝廷乞请的时候，他的学生秦观因吕大防之荐，以秘书省正字充编修官。除了秦观，吕丞相还为道潜奏得“妙总”师号，这位仁公很在意有德才名望之人，即使隐居于山水之间的出世之士，他也很愿意成就，总想着使其显露名声。
八月初一，四十六岁的王闰之病逝。
次日，苏东坡沉痛地作文致祭，将这位与自己同甘共苦的贫贱之妻殡于京师后，给老乡杨济甫致简报了丧。苏辙与张耒也为之作了祭文。
王闰之陪伴苏东坡经历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先后历经了着名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经济最困难时，和苏东坡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他解闷。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东坡亲自写了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
王闰之的灵柩一直停放在京西的寺院里，十年后东坡去世，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王闰之终于和东坡合葬一处。
根据自己在娘家的排行，新娘子原叫二十七娘，“闰之”这个名字，显然是苏东坡给取的，她所出生的庆历八年闰正月，而闰之恰恰生于这个闰月里，“闰”的字面意义就是不期然而然地“增多”，对于苏东坡来说，青年丧妻，只好无奈地给孩子找个继母，也与“闰”字吻合。
考察苏家族谱，我们发现，苏家的女人与当时社会大多数女性一样，都没有正式名字。东坡祖母称史氏，母亲也只叫程夫人，而苏辙的妻子一辈子安于“史氏”之称，惟有苏东坡的两个夫人和侍妾王朝云，都和男人一样，拥有自己的名和字，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不仅如此，闰之比王弗更进一步，有了自己的字：季璋。由此可见王闰之在娘家排行老四。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所娶的王闰之，当年已经二十一岁。根据宋代礼仪，“女子十四至二十”，如果不是丧服在身，“皆可成婚”。从苏家的八娘十六岁嫁给程之才、王弗十六岁嫁给苏东坡、史氏十五岁嫁给苏辙来看，眉山女子出嫁之日多在十五六岁之间。那么，闰之为何二十一岁还待字闺中呢？
原因只能有一个：将闰之嫁到苏家接替堂姊，给苏东坡当继室，这桩姻缘，极有可能是王弗在病危之际作出的安排。否则，苏东坡身为两中制举的“天子门生”、从六品的直史馆官员、欧阳修多次公开宣称他将是未来天下的文章宗师，不可能去娶一名韶华已逝的村姑。
这一点，确实被研究苏东坡、为其修谱的学者们所忽略了。也许给不甚精通文墨的“二十七娘”取字，是在东坡纳朝云为妾前后，因为朝云跟随苏东坡，取字“子霞”；既然侍妾有字，夫人岂能没有？
王闰之性格柔顺贤惠。在黄州的时候，苏东坡心情郁闷，而小孩还在他面前牵衣哭闹，东坡刚要发火，王闰之开导苏轼说：“你怎么比小孩还痴，为什么不开心点呢？”东坡听后正有所感愧，王闰之又洗涤好酒杯放在他面前。这件事被苏东坡写进了诗里。在黄州苦涩艰辛的岁月中，有贤妻如此，对他来说是一种大安慰。
贤淑决不是盲从，更不等于逆来顺受。闰之跟随苏东坡十六年，历经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官任，共同遭受责居黄州的生涯，后又从朝廷到州郡，再由州郡回朝廷，几起几落，颠沛流离，但她在东坡的生活中，决不是可有可无之人。请看下面一例：
苏东坡刚到密州当太守时，正值天下大旱，蝗灾四起，百姓饥馑，民不聊生。东坡到任伊始，便投身灭蝗，接着扶困济危，沿着城墙拣拾弃婴，最后与百姓一道挖野菜，度饥荒，几乎到了身心交瘁的地步，偶尔在家里发点脾气，对孩子说话声音大些。是可以理解的。苏东坡有首《小儿》诗，就记载着家中发生的一件小事：
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
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
这个小儿应是闰之在杭州生的苏过，当时仅四岁，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了，大概是想要点好东西吃。苏东坡又累又饿，也许是刚刚挖完杞菊、拣罢弃婴，身心交瘁，于是就发了脾气。所谓“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是记述闰之的话，你怎么比他还任性？回到家就生气，干嘛不找点乐子呢？”既有责怪，又有怜爱，还有对丈夫、儿子的双重关怀。接着她就给丈夫洗净茶盏，砌上新茶，或许是端上东坡喜欢的密州“薄薄酒”，用融融暖意让丈夫回到家庭的温馨之中。
在王闰之过生日之际，东坡放生鱼为她资福，并作《蝶恋花》纪事。词中“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是赞美她对三个儿子都一视同仁，疼爱不分彼此。王闰之和王弗的家乡都是眉州青神，那里江山秀美，岷江穿境而过。在漫天曼陀花雨中，山岭青翠，碧水孱湲，佳气葱郁，生于江畔人家的王闰之，在苏东坡眼里，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子。
王闰之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妇女。苏轼“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王闰之惊怖之下，担心那帮小人还会从诗文中找出苏轼的罪状，于是把东坡的诗稿焚毁。这件事也成了千百年来喜欢苏东坡的人们心中一个永难弥补的遗憾。
尽管如此，王闰之也并非没有艺术细胞。东坡一家在汝阴的时候，一天晚上，堂前梅花盛开，月色鲜霁，王闰之叫苏东坡请朋友到花下饮酒，她说：“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凄惨，春月令人和悦。”东坡大喜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会诗。刚才你说的话，真是诗家语言。”所谓真诗在民间，并不会写诗的王闰之不经意间却说出了富有诗意的语言，给了苏东坡灵感，让他写了一首《减字木兰花》。
王闰之去世后十日，东坡先生在将上朝前的假寐时，又梦见了自己回到了纱毂行老宅。梦见自己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见几个庄客正在运土填塞小池。土中找到了几根萝卜根，他们高兴地吃了。
下朝后，东坡先生为吴复古作了《北海十二石记》，那是吴复古随登州知州李师中出海游览时，在海岛上捡拾的十二块美石，每块都璀璨夺目十分可爱。吴复古将这些产自北海的美石带到位于南海的潮州，置于所居住的“岁寒堂”外，每日玩赏。
武进人张举（字子厚），登甲科后，由于亲老之故，不忍朝夕去左右，闭门读书四十余年，多有论着，于古律诗尤清新。家藏书至数万卷，工书，精真、草、隶三体，皆造古人妙处。以大臣荐，起为颍州教官，三辞不就。其后孙莘老、范纯夫诸贤交荐，曰：某乐死草莱，后世必谓朝廷失士。
东坡先生听闻此人的事迹后，亦与范祖禹力荐之。
八月十六，太皇太后高氏染疾，东坡致简范祖禹询问了太皇太后的病情，对于范祖禹连日到宫中问候的忠心善举连连称赞。而作为礼部尚书的苏东坡，也因太皇太后的疾病，祷于天地、宗庙、社稷，并作疏文为之祈福化灾。
接下来，东坡先生还上疏朝廷，论及了暖孝俗礼不可从，得到批准。还与顾临、赵彦若上疏，计划将《汉唐正史》中那些不必麻烦皇上听的部分去掉，选取可以给皇上听得内容摘抄编辑成卷，每逢侍读的时候进上读讲，以辅助圣治。
九月初三，太皇太后高氏卒。
苏东坡闻讯大为悲恸，为之所作的挽词中盛赞了太皇太后的仁慈之德与知遇之恩。毕仲游（字公叔）代替范祖禹作的《太皇太后哀册文》，苏辙跪读后，归以告其兄曰：不意公叔文章一至于此。东坡先生亦是盛赞其文，觉得此文“岂惟品藻，抑又实录矣”。
十天后，朝廷复命，苏东坡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知定州。对于他自己乞请的改知越州，未被朝廷所允。
接到除命后，苏东坡首先到东府苏辙的府邸，与弟弟雨中相别，作《东府雨中别子由》。此诗中所言虽多琐屑之语，但情真意切，若结合《朝辞赴定州状》再读之，诗中却有慷慨激昂之状，故是兴到之作。
临近离开朝堂之际，苏东坡上了《朝辞赴定州状》，再与范祖禹上了《听政劄子》，向哲宗皇帝论及当下所宜先者，在于遵循太皇太后之法度而谨守之。
东坡先生出京师前，曾与雍丘令米芾过从甚密，饮酒作字甚欢。东坡想辟王寔（字仲弓）为下属，结果王寔不愿意。
王寔是许昌人，文恪公王陶之子，未冠时即师从司马文公学，温公不以膏粱蓄之，教以名节，授《礼》、《易》二经，仲弓亦超然不以仕宦进取为意。韩少师持国归以女，仲弓又为授。其诗文祖陶、谢、韦、杜，故其文典雅温丽，华畅而不靡，诗静而深，婉而丽，有一唱三叹之音，未尝急于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
总之，王寔这个人“人物高胜，虽贵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数自免，博学多闻，尤长于医”，可能东坡先生就是相中了他的这些优良品格吧。
王寔不愿随东坡先生去定州，但幸得孙敏行（字子发）入幕。
再就是东坡先生有一名叫高俅的小史，笔札颇工。《水浒传》第二回记载，开封府里有一个落魄子弟，这个人吹弹歌舞、舞枪弄棒、相扑玩耍样样精通，还颇能诗书词赋，这个人就是高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