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间穹顶高耸、装饰着红色旗帜和马克思、恩格斯肖像的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如同西伯利亚的冻土。一场关于是否继续以及如何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治局特别会议，正演变成一场言辞尖锐、立场对立的激烈交锋。空气中弥漫着劣质烟草的辛辣气味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硝烟。
教育人民委员安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一位戴着圆框眼镜、颇具学者风度的布尔什维克元老，正激动地挥舞着一份薄薄的报告，声音因情绪激动而有些颤抖：“同志们！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严峻的现实！这份来自我们在联合帝国中央帝国大学的留学生临时党支部书记伊万·彼得罗夫同志的密报，清楚地说明了情况！我们的二十名留学生，在资本主义学术堡垒的中心，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思想压力！校方刻意将他们与波兰学生隔离，周围充斥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严重的是，我们了解到，联合帝国北方党控制的金刚集团、龙武集团，正试图通过提供实习机会、技术资料等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学生，灌输技术至上、淡化阶级斗争的思潮！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前线！我坚决认为，必须立即召回这批学生，并重新全面评估向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我们不能拿苏维埃最优秀的年轻人的思想纯洁性去冒险！”
他的话音刚落，重工业人民委员格里高利·奥尔忠尼启则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的陶瓷茶杯叮当作响。这位身材魁梧、以务实和强硬着称的格鲁吉亚人，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和愤怒：“安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收起你那套学院式的恐慌论调！召回留学生？说得轻巧！你知道为了把这二十个年轻人送到中央帝国大学，我们动用了多少宝贵的外汇？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还没完全过去，我们的人民还在挨饿，但人民委员会还是批准了这笔开支！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技术！需要实实在在的知识！不是关起门来喊口号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的！”
他拿起另一份文件，声音如同洪钟，在整个会议室回荡：“看看这份清单！金刚集团在特种钢材冶炼方面的最新专利，龙武集团在石油催化裂化技术上的突破，荣耀集团在无线电远程通讯领域的进展！这些技术，是我们建设第聂伯河水电站、扩建乌拉尔工业区、实现全国电气化所急需的！靠我们自己在废墟上摸索，需要多少年？五年？十年？我们等不起！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时间不在我们这边！”
他转向一直沉默抽烟的斯大林，语气带着恳切：“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彼得罗夫同志在报告里也承认，尽管环境复杂，但我们的学生确实接触到了世界最前沿的工程技术资料，部分人甚至已经进入了联合帝国顶级企业的实验室观摩。这种机会，是我们在国内无法提供的！因噎废食，是最大的愚蠢！”
“格里高利·康斯坦丁诺维奇！你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牺牲原则！”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尖锐地打断了他，他扶了扶夹鼻眼镜，语气冰冷，“技术固然重要，但思想的防线一旦被攻破，再先进的技术也会为他人做嫁衣！你怎么保证这些年轻人在花花世界的帝都，不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不会羡慕他们优越的物质生活？不会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艰苦创业产生动摇？当他们学成归来，带回的究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技术，还是对资本主义模式的向往？这个风险，我们承担得起吗？我支持卢那察尔斯基同志的意见，立即召回，加强国内培养才是正途！”
“国内培养？” 奥尔忠尼启则嗤之以鼻，“我们现有的高等技术院校，有多少合格的教授？有多少像样的实验室？连基础的教材都靠翻译国外过时的版本！季诺维也夫同志，难道你要用十九世纪的课本，去教学生建设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吗？”
一直旁听的红军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加入了争论，他的角度更为战略化：“我理解技术和思想上的担忧。但从一个纯粹的军事安全角度考虑，让我们的年轻人进入联合帝国这样的强国核心学术机构，本身也是一种情报收集和了解潜在对手的宝贵渠道。关键在于如何加强管理和引导。或许，我们可以增派更可靠的政治委员，建立更严格的汇报和审查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召回。”
会议陷入了僵持。支持派遣的奥尔忠尼启则和加米涅夫，强调技术获取的现实紧迫性和战略价值；反对派遣的卢那察尔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则高举意识形态纯洁性和政治风险的大旗。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一直沉默的斯大林，终于缓缓放下手中的烟斗，他用指节轻轻敲了敲桌面，低沉而带有浓重格鲁吉亚口音的声音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技术与政治、短期利益与长期风险的关系。” 斯大林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每一个人，“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比他们的军舰大炮更危险。我们不能天真。”
他话锋一转：“但是，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指出的现实困难，我们也无法回避。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落后的沙地上。我们需要技术，需要专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他停顿片刻，做出了决断：“因此，留学生计划不能取消，但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和加强控制。”
他具体指示道：“第一，成立一个由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共同组成的‘特别留学生管理委员会’，由捷尔任斯基同志亲自负责。所有留学生的选拔，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优先选择党团员、工人子弟，特别是那些在国内战争中经过考验的红色指挥员。第二，在留学生中建立绝对忠诚、组织严密的地下党支部，由契卡经验丰富的特工担任书记，实行单线联系，定期进行秘密的思想汇报和忠诚度评估。第三，留学生的学习方向必须严格限定在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严禁接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等意识形态敏感学科。第四，他们的生活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严格限制与外界不必要的接触，特别是要杜绝与波兰等敌对国家学生的任何私下交往。第五，也是最重要的，要让他们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身份。定期组织秘密学习，用列宁同志的着作武装头脑，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让他们明白，他们去学习技术，是为了更快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斯大林的方案，试图在绝对的政治控制下，有限度地利用资本主义的技术资源。这本质上是一种走钢丝的策略。
最终，一个经过严格筛选、带着沉重政治使命的第二批苏联留学生名单，在重重争议和严密安保下确定。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学生，而是被视为意识形态前线的“战士”，他们背负的不仅是学业压力，更是维护苏维埃政权思想纯洁性的巨大重任。当他们再次踏上前往联合帝国的旅程时，心情远比第一批学生更加复杂和沉重。而在中央帝国大学校园里，那条由校方和苏联自身共同划下的、无形的界限，也因此变得更加森严和不可逾越。这场围绕留学生的争论，深刻地反映了新生苏维埃政权在孤立环境中寻求发展的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