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索菲亚的保加利亚首相府里，首相伊万·格奥尔基耶夫把一份奥斯曼军队的装备清单拍在桌上，纸页边缘被手指戳出了洞。清单上的步枪型号混杂着德国旧货、俄国淘汰品，甚至还有二十年前的英国造，半数枪支标注着“无法连续射击”。
“的黎波里塔尼亚的意大利人已经证明了，”格奥尔基耶夫对着塞尔维亚首相尼古拉·帕希奇和希腊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说，“奥斯曼的军队连沙漠里的骆驼兵都不如。我们三国联军加起来有三十万人，他们在巴尔干的驻军还不到十五万，现在动手，正好把他们赶回小亚细亚。”
帕希奇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出科索沃：“塞尔维亚的农民早就等不及了，上个月边境冲突，奥斯曼的士兵居然用砍刀对抗我们的步枪——他们的军火库比我们的粮仓还空。”他突然压低声音，“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昨天暗示，他们愿意提供十万支步枪，用我们的铜矿抵账。”
韦尼泽洛斯敲着马其顿地区：“希腊的舰队已经在爱琴海待命，奥斯曼的海军连煤都凑不齐——联合帝国南洋党驻雅典领事说，他们的新加坡造船厂愿意帮我们修军舰，用橄榄油抵维修费。”
三国很快签订盟约：保加利亚主攻色雷斯，直逼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夺取科索沃和马其顿北部；希腊占领马其顿南部和克里特岛。签字那天，格奥尔基耶夫特意让人在盟约上画了把剑，剑尖直指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最后一块领地。
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时，青年土耳其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恩维尔帕夏把巴尔干地图扯下来摔在地上，靴底碾过君士坦丁堡的位置：“让艾哈迈德帕夏带五万军队去色雷斯，德国顾问说，只要按普鲁士方阵冲锋，保加利亚人会吓得溃散。”
财政大臣贾维德帕夏抱着算盘进来，算珠打得比说话声还急：“国库只剩七万金币了，德国的军火贷款要抵押安纳托利亚的羊毛，英国又冻结了我们在印度帝国的存款——福尔摩斯侯爵说，‘不解决内部混乱，休想拿到一个子儿’。”
陆军大臣塔拉特帕夏突然想起什么，对秘书说：“给凯末尔发报，让他立刻从伊兹密尔赶回首都，给他一个旅的兵力去守萨洛尼卡。”
此时的伊兹密尔，凯末尔正坐在码头的茶馆里，看着联合帝国南洋党的商船卸货。陈德康副党首派来的商人正在清点一船机床，说是要在伊兹密尔建纺织厂，用当地的棉花换南洋的橡胶。
“少校怎么不去参加议会辩论？”商人递过一杯绿茶，“报纸上说，青年土耳其党又在吵着要向德国借兵。”
凯末尔望着远处的棉花仓库，那里堆着刚从保加利亚边境运来的货物——巴尔干的农民宁愿把棉花卖给联合帝国，也不愿交给奥斯曼的税吏。“他们打不赢的，”他轻轻转动茶杯，“士兵的步枪里一半装的是劣质子弹，军官们还在学德语口号，连保加利亚的农民都知道，这仗不用打就输了。”
茶馆老板端来一盘烤鹰嘴豆，插话说：“昨天宗教法庭的人来查税，说我的秤不符合‘德国标准’，罚了我三个金币。可他们连自己的国库都管不好，还管我的秤？”
这时，传令兵骑着马闯进来，手里举着陆军部的电报。凯末尔看完，随手递给商人：“让我去守萨洛尼卡，用一个旅挡希腊的两个师。”他站起身，从茶馆墙角拿起一根拐杖——那是他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受伤后留下的后遗症，“告诉塔拉特帕夏，我辞职了。与其去前线送命，不如在伊兹密尔看看怎么造好枪。”
他转身对老板说道：“把你的秤借我用用，我要去看看南洋党运的机床，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能造出合格的枪管。”
10月8日，巴尔干战争爆发。保加利亚军队越过边境时，奥斯曼的哨兵正在用德国教材学习队列口号，直到子弹打穿帐篷才慌忙举枪。艾哈迈德帕夏按德国顾问的命令，让士兵排成密集队形冲锋，结果被保加利亚的机枪扫倒一片，第一天就丢了三个堡垒。
萨洛尼卡的守军更惨，军官们把大部分军饷换成了金币藏起来，士兵们拿着生锈的步枪抱怨：“还不如去给联合帝国的商船卸货，至少能吃饱饭。”希腊军队打来时，有半个营的士兵直接扔下武器，跑到码头当搬运工。
伊斯坦布尔的皇宫里，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对着退位诏书发呆。青年土耳其党人逼着他签字，说要“组建新政府争取和平”，可他们连谈判的资本都没有——保加利亚的大炮已经能打到城郊的清真寺。
“让联合帝国驻奥斯曼大使来，”苏丹突然对侍从说，“北方党不是想在安纳托利亚开矿吗？告诉他们，只要能让巴尔干联军停火，我就给他们十年开采权。”
大使赶来时，带来了李光首相的条件：联合帝国可以调停，但奥斯曼必须开放黑海海峡的通航权，允许北方党的商船自由进出。“陈宏斌副党首说了，”大使慢悠悠地说，“你们的军舰连海峡都守不住，不如让有实力的人来管，还能赚点通航费。”
与此同时，伦敦的英国外交部里，格雷正对着巴尔干地图和法国外长皮雄通话：“让希腊人别太贪心，萨洛尼卡留着给保加利亚，免得他们打起来。印度帝国的斯科特勋爵已经派了三个团去亚丁湾，防止奥斯曼的溃兵冲进波斯湾——那是联合帝国南洋党的地盘，别让他们找我们麻烦。”
柏林的德皇威廉二世则在怒斥外交大臣：“为什么不支持奥斯曼？我们在巴格达铁路的投资怎么办？”基德伦-韦希特尔递上一份报表：“陛下，联合帝国海外党已经向保加利亚提供了五万支步枪，亚历山大·格伦维尔说，‘支持胜利者比拯救失败者划算’。”
12月的伊兹密尔，凯末尔的小作坊已经造出了第一支试用步枪。他让人把枪绑在木桩上，连续射击五十发，枪管只是微微发烫。南洋党来的工程师拍着他的肩膀：“这枪比德国货适合这里的气候，要不要批量生产？陈德康副党首说，南洋联邦的橡胶园需要护卫队，正好采购。”
凯末尔抚摸着枪管上的纹路，那是用联合帝国的机床加工出来的，误差不超过半毫米。“告诉陈德康，”他说，“我要在伊兹密尔建一座兵工厂，不用德国的图纸，就按这里的气候、这里的钢铁来造——也许有一天，奥斯曼需要的不是借来的武器，而是自己造的枪。”
窗外传来报童的叫卖声，报纸头版印着《伦敦和约》的条款：奥斯曼把几乎所有巴尔干领土割给三国，只留下君士坦丁堡周围的一小块地方。青年土耳其党的报纸还在嘴硬，说这是“战略收缩”，可街头的乞丐都在嘲笑：“连自己的家门口都守不住，还收缩什么？”
凯末尔的作坊里，工人们正在安装新的机床。南洋党的商人送来一份订单，要一千支步枪，用橡胶付款。“少校，”一个老工人问，“这枪上要不要刻奥斯曼的徽章？”
凯末尔想了想：“先刻上‘伊兹密尔造’吧。等有一天，这个名字能让敌人害怕了，再刻徽章也不迟。”
夕阳透过作坊的窗户，在枪管上反射出微光。远处的码头，联合帝国的商船还在卸货，巴尔干的棉花换成了南洋的橡胶，印度的茶叶换成了奥斯曼的羊毛，仿佛这场战争从未发生。只有凯末尔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至少在伊兹密尔的这个小作坊里，有人开始明白，真正的防守，不是靠借来的武器，而是靠自己能造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