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有一个惯例，每逢战事大胜必然大肆宣扬，从而鼓舞民心，但唯独东征日本战事是个例外。
东征军以朝廷两大水师参与，征调了万余内地都督府兵马，主要以朝鲜兵为主力。不过朝鲜兵的军纪非常差，刘锜到了日本后，第一次吉敷川之战后，朝鲜兵在周防国烧杀抢掠，于是刘锜连忙上书请罪，枢密院只是下达了一封言辞严厉的训斥令，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刘锜是曾经跟随王伦的侍从武官，于是折彦质也一下子醒悟了，原来如此啊！
东征军两部陆军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次大战结束后，领兵将领们就纷纷上表请罪，表示朝鲜兵军纪太差、我们的才能不足，导致兵士骚扰倭人民间，请求朝廷治罪，并给时间整治军纪。
而朝廷每次的应对都是如出一辙，遣使者严厉训斥，但就是没有任何惩罚。
因为东征日本，朝廷定下的倭兵悬赏，是以牛羊而非金钱支付的，换算下来的话，一颗人头的赏金并不高，反而不如一个倭人奴隶的价格。
聪明人就看出来了，这是朝廷希望朝鲜兵放纵一下，抢劫一下，从而弥补一些，这样朝廷的军费支出也会少一些。
若是放在其他地方，如此败坏军纪肯定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但朝鲜兵不属于朝廷禁军，在名义上仍旧属于民兵，与义勇水师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朝鲜民间做的恶事，关汉军何干？这就是朝廷内部的统一宣传口径，总之黑锅交给朝鲜人背一下，而这也不是朝廷不将朝鲜视为中原的一部分，毕竟这不是刚刚内附的嘛。
故而在倭人看来，汉军就跟人格分裂一样，只要是不投降的倭国地区，那么朝鲜兵就非常凶残，什么都抢，简直是无恶不作；一旦倭人投降，那么汉军总能够迅速维持纪律，变成了王师模样。
朝鲜兵这么听话，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抢劫，而且朝廷还会从倭人奴隶的买卖中给他们部分分润，毕竟是王师天兵，他们不敢不听话的。
连续数年的战争，倭国已经出现了饥荒，刘锜防线以东的倭人百姓纷纷逃难，大量土地被废弃，朝廷则不断将朝鲜百姓运送而来，就地屯垦。
这种粮食缺乏的饥荒同样蔓延到了已经被汉军占领的地区，于是大量民间商队满载着东南的粮食售卖了起来，许多投靠汉军的倭人贵族们，前手刚刚获得一些贩卖倭人奴隶的金钱，后手就交出去，换成了粮食以及中原运来的各种商品。
总之，东征军在日本诸岛干的事情，若是宣扬出去，有损朝廷颜面，所以朝廷从不大肆宣传。
而沿海诸行省的府县百姓们，则是切切实实地享受到了战争带来的红利，吃下了很大一块蛋糕。
所以朝鲜行省以及沿海诸行省的百姓们，巴不得对日本战事永远不结束，但是在朝廷的规划中，这场战事不会持续太久了。
因为向日本已经被占领地区的移民，大致上到了某个瓶颈一般的上限，朝廷对各地的移民，主要集中在各户百姓的中男、赘婿、刑徒人等，说白了就是一群没有家产继承权的人，也只有这些人最有动力向外迁徙。
但是朝廷内部可以迁徙的地区实在太多了，漠南、东北、陇右、北庭、广西、云南，总好过漂洋过海去日本吧。
而王伦也不愿意迁徙到日本的朝鲜人太多，这不利于朝廷对日本将来的有效统治，所以东征军的战事并不频繁，基本上是打一仗朝廷就迁徙一些民众尾随到来。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了入冬时节，洪武十六年马上过去，洪武十七年的春节即将到来。
出使李朝的汪藻，从升龙城返回京师时，身后跟着的，除了李朝的元旦贺使之外，还有渤泥、占婆等东南诸小国的使者们。
为了护送这些人，南海水师都督李俊特意调了二十艘海船一路护送到了宁波府。
华夏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藩属国派出使者前来中原是相当频繁的，比如高丽王国重新与新汉确立了宗藩关系后，一年派出了近二十次的使者团，几乎半个月就要往中原跑一趟。
这种朝贡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藩属国送点儿土特产，中原王朝就回赐超过土特产价值数倍的礼物，干得并非是赔本买卖。
哪怕赵佶这样爱面子、好虚饰的皇帝，也不至于干这种事情。
实际上的使者们，绝大多数是为了从中原购置商品，是一种政治礼仪下的贸易行为。
故而王伦上台之后，只定了一条规定：藩属国送来的礼物进行估价，朝廷回赠同等价值的物品，并且给予藩属国使者团5%的税务优惠。
简而言之，谁都别吃亏，谁都别占便宜，考虑到藩属国使者团们都是千里迢迢前来的，那么就准许他们在东京城市场购买货物，也算是帮助中原对这些藩属国进行商品倾销了。
故而洪武十六年，朝贡最积极的就属大越李朝，毕竟大理国突然内附，下一个会不会是他们？朝廷是否有意收回交趾故地？
这一次汪藻入李朝为使，便有了几分汉使的模样，杜英武以外戚当权，李朝内的许多世家官僚自然是心存不满的，汪藻便大摇大摆地接见这些杜英武的政敌，一点儿都不藏着掖着。
他在升龙城时表现得相当活跃，就差把“搞事情”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但杜英武只能忍气吞声，不忍不行啊，如今的云南行省大军云集，有五六万汉军分驻各地，汪藻若是出了事，岂不是将中原出兵的借口送到跟前了？
汪藻便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比如李朝不得使用“大越”二字，因为“越地”是个非常宽泛的地理概念，也包括了两广地区。
又比如要求李朝放开边境，双方降低商税，实现互惠互利；要求李朝协助朝廷在云南行省边境修缮道路，同时再租借给朝廷一处港口。
杜英武不敢答应，放弃“大越”就意味着放弃了对两广地区的奢望；降低关税就意味着中原商品在李朝内部形成倾销；若是再租借一处港口，与其说租借，不如说是割让。
但他又不敢反对，只能派出使者，尝试在中原天子面前哭诉一番，试着谈判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