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元旦，一封从香港辗转来的密信悄然到了重庆黄山官邸，雷霆震怒。
从常熟经上海逃到香港的原沙家浜区区长兼苏、昆、虞三县联防清剿指挥部办事处主任胡传魁少将，在上海时就将自己从沙家浜地区搜刮来的民财存入了汇丰银行，辗转来到香港后，依靠这笔掠夺来的财富过起了愚公的生活。由于香港信息灵通，他很快认识到日本人快要被赶跑了，他的心思又活跃起来。想通过在香港打点关系，妄图再回到自己的老地盘沙家浜地区作威作福。
大半辈子生活在沙家浜的胡传魁，既不懂英语也不会粤语，日常沟通都困难，上当受骗自然难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胡传魁受了两次骗之后，提着猪头也找不到庙门，就有些绝望。这天他回到寓所，发现门口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在等他，他本想和以前一样闷声不响的进家，没曾想却被那人拦住了，他的常熟口音让胡传魁格外熟悉。大半年来被憋疯了的胡传魁，突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情不自禁的和对方攀谈了起来。
可那人似乎对胡传魁的攀谈不感兴趣，直截了当的打断他，称自己是奉三青团上海支团部吴部长的命令，专程来香港拜会他。胡传魁听后感激涕零，他没想到吴处长还想着他。胡传魁犹如在茫茫大海落水后看到了一块木板一样，看到了希望，遂信誓旦旦对吴处长表忠心。来人称一定将他的表现汇报给吴处长。
“胡区长，这次吴处长派我来是有一件事情需要你来帮助办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效力呀。”
“先生，吴处长曾两次提拔我，可以说是我的再生父母，莫说一件事情，就是一百件我也答应。什么事情，请先生明示。”
于是这名吴绍曾的特使将他们被军统处处刁难的情况大致给胡传魁讲了一下。然后很严肃的告诉他：“现在为了扳回一局，我们决定先打掉他们的骨干力量，曾经和你共事又多次陷害你的陈自强，现在奉戴老板的命令，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稽查组组长，这个职位不大，但却是在战后清算敌伪资产的直接负责人，我们已经查到了他贪污的实据，但这还不足以搬到他，现在我们需要查证他通共的嫌疑。据我们调查，在你和他共事期间，他和新四军方面走的很近，你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吗？”
“陈队长和新四军方面联合的事情我的确知道一些，并且他还多次写信劝过我。”
“信？什么信？这些信在哪里？”这位特使听到胡传魁说起陈自强给他写过信，仿若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顿时眼睛放光，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就是陈队长劝慰我的信啊，具体内容我都忘了，但都是偏向让我投靠江抗的。那些信都在我的山寨内。我走的匆忙，再说我也不方便携带。”
“具体放的位置能告诉我吗？还有你能不能写信给中央，证实这些事情。”
“能，当然能。”胡传魁求官心切，点头如鸡啄米，急不可耐地答应道。
“好，我这里有纸笔，你现在就来写，我负责替你寄信。并且我会派人将那些信件找出来，作为证据一并呈报中央。届时吴处长自会向d中央和三青团为你请功。胡司令，你的荣华富贵又要来了。”在这名特使的的利诱下，走投无路的胡传魁当即写了一封信交给他，这名特使带上信，告辞胡传魁，请他等待中央召见的消息。
不久，一封来自香港的密信直送到国府高层手中，信的内容是告发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组组长陈自强“通共”和“贪污接收物资”，信末具名是忠义常熟救国军司令胡传魁。随信附有在国G合作抗日期间，陈自强写给忠义救国军胡传魁司令的信，以及多次劝其接受新四军江抗部队改编的过程。一切看上去似乎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上峰看完后，拿信的手气得直哆嗦。他没想到戴老板主管的军统局上海站，不光两位站长叛变投靠日伪，当年的行动队大队长陈自强居然是一名大G产党，且一直在国府最核心的情报部门任职。
气急败坏地他，当即命令侍从室直接向淞沪警备司令部下达命令，将所部经济检查组组长陈自强立即逮捕入狱，而后又将材料批转，让他们查实后予以重判。陈自强从被逮捕到下狱，由于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直接执行，而戴老板此时还在北平处理肃奸事宜，根本不知情。被捕后的陈自强遭受了中统方面的毒打和审讯，但自小接受组织教育的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酷刑毒打，对敌人的指控均予以否认。可那些和胡传魁来往的信件成了必要的证据，中统方面汇报给他们的头头脑脑后，决定将陈自强处以极刑。
而还在北平活动的戴老板，此时却接到了上峰召他回重庆参加会议的命令。同时还接到了下属毛主任给他的电报，电报的意思就是要他小心这次开会，恐怕中统及他们的主子这会在背后捣鬼。对上峰的为人及顽固派掌控的dZ央了解至深的戴老板，立刻意识到这次会议不好对付，他想到了古人云“狡兔死、走狗烹”，在他拼了命在前面肃奸、清查敌伪资产时，这些人很可能已经判定了他自己和军统局整体前途。
他的内心是惶恐又愤慨的，他想到了自己安插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稽查组的组长陈自强，便让自己的秘书多次联系他，未果后，他自己亲自联系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长官，才得知陈自强已经被捕且命不久矣。感到大事不妙的戴老板，陷入了深深恐惧之中，他让秘书代替他回复了一份电文给上峰。还特意叮嘱要把曹植被逼写下《七步诗》写进电文里面，用此来投石问路，试探上峰和dZ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