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巴黎度过的最后两个月是难以忍受的。我已名副其实地处在法国政府公开的监视下，来往信件被无耻地拆阅，要迟一天送到。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个讨厌的人在远处跟踪我，到了街角又使个眼色，把我交给另一个人。
不应忘记，这是警察横行不法的时期。愚昧的保守派，拉马丁派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都在帮助路易波拿巴周围那些老奸巨猾的恶棍，要为拿破仑家族的新帝国建立起一张暗探和奸细的大网，把它张在整个法国的土地上，以便内政部和爱丽舍宫通过电报，随时搜捕和扑灭全国的一切积极力量。
那位曾经在苏格兰场任职过的小警务秘书路易波拿巴巧妙地利用了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对付所有反对派。12月2日，警察正式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任何地方，甚至奥地利和俄国，也从未有过法国从国民议会时期以来所有的这种政治警察。
造成这局面的不仅在于路易波拿巴对警察机构的娴熟使用和奇特尊崇，也包括了法兰西国民对警察的特殊向往，还有许多原因。路易波拿巴治下的巴黎暗探与他的老部门英国警察简直毫无共同之处，在英国，警察被许多敌对因素包围着，来自舰队街的眼睛、社会舆论、警务委员会和议会的约束时刻左右着它的行动。因此，苏格兰场常常显得势单力薄，只能靠着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劲头，在方寸之间做腾挪。
然而，在法国却恰恰相反，警察组织在法国是最富人民性的机构，不论什么政府取得了权力，警察便是它手中的现成工具，一部分民众会以全部的疯狂和热情，那种理应加以抑制而不是纵容的力量帮助它，他们以私人身份可以使用警察所不能使用的一切可怕手段。
人们怎么能躲避小店主，管院子的，裁缝，洗衣妇，卖肉的，姐丈和妹夫，嫂子和弟媳妇呢特别是在巴黎，那里的人不像在伦敦那样是单独居住的，他们可以说住在珊瑚礁或蜂箱中，有共同的楼梯，共同的院子和管院子人。
孔多塞躲过了雅各宾警察的耳目，侥幸逃到了边境附近的一个村庄，他精疲力尽，走进一家饭店，坐在火前烤手，叫了一客烧鸡。老板娘是个好心的老太婆，伟大的爱国者，她这么考虑：“他满身灰尘，一定是赶了远路，他要吃鸡，一定是有钱的，他的手很白，一定是贵族。”
于是，她把鸡炖在炉子上，走进了另一家酒馆，那儿坐着几个爱国者：一个公民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烧酒贩子，还有一个公民是布鲁图，另一个是提莫莱昂，裁缝师傅。这件事对他们真是求之不得，于是十分钟后，法国革命中最聪明的活动家之一便被送进了监狱，交给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警察！
拿破仑在执政府和帝政时期强化了这一体系，从自己的将军中培养了一批间谍和暗探。里昂的刽子手富歇建立了秘密警察的整个理论、组织和科学：它既通过警察局长，也不通过警察局长，也就是说通过放荡的女人和并不放荡的老板娘，通过仆人和车夫，通过医生和理发师等等执行警察的任务。
拿破仑垮台了，但这套机构依然如故，不仅机构，连机构中的人也原封未动。富歇归顺了波旁王朝，暗探的力量毫无削弱，相反，还由神父和修士作了补充。在七月王朝的路易-菲利普时期，贿赂和贪污成为政府的精神支柱，半数的小市民成功进入了警务系统。
而在二月共和国时期，形成了三四种真正的秘密警察和一些半公开的秘密警察。其中有赖德律洛兰的警察和科西迪耶尔的警察，也有马拉斯特的警察和临时政府的警察，有秩序党的警察和反秩序党的警察，也有波拿巴的警察和奥尔良派的警察。
现如今，狡猾的路易波拿巴政府凭借其首脑学自英国的警务斗争经验，很好的把握住了这一点。那位曾经一文不名的小警务秘书深谙警察部门应当如何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运作，早年的失败起义经验又让他养成了耐心谨慎的性格特点，因此他很好的利用了这一大好局势，大肆收拢来自各党各派的告密者。
路易波拿巴的新政府，它既代表了革命，又代表了反动，既代表了战争，又代表了和平。因此，1789年和天主教会，波旁王朝的残渣余孽和百分之四点五的人。耶稣会徒法卢，社会主义者比约，君主主义者拉罗什雅克兰，以及大批得到过路易-菲利普恩典的人，都在为路易波拿巴的新政府效劳。很自然，一切政党和一切政治色彩的人，全都汇集和走进了杜伊勒里宫。
新任英国驻法公使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曾经委婉的批评过这位他的昔日下属：这些来自各党各派的新警察全都在窥测方向，互相监视和告密。哪怕这些告密是出于信念，怀有最好的动机，不是为了钱，但告密总归是告密。甚至于，我更希望线人们告密是出于金钱和美色等物质欲望的动机，因为对告密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荣是一种危害极大的风气。虽然这么做可以极大程度的扩大情报来源，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眼前的这点蝇头小利，完全抵不上毁灭了的警务系统纯洁性和遭到腐蚀的良好社会风气……
——亚历山大赫尔岑1850年于巴黎
寻常人估计是很难相信这样一群前不久还被关押在监牢和兵营中的年轻人，竟然可以如此乐观的看待自身的命运。
他们彼此举酒碰杯，兴高采烈、吵吵闹闹的谈论着关押期间的各种趣闻，嘻嘻哈哈的谈笑声响彻了亚瑟宅邸的客厅。
当亚瑟提到他们的乐观心态时，赫尔岑甚至还对他打趣说：“我们被带去审讯委员会听取审判书的时候也是这个做派。警备队的军官个个挺直了身子，警官们也整装肃立，房门庄重的打开，矮小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身穿大礼服、肩披绶带，警察总监齐恩斯基穿上了侍卫官制服，甚至奥兰斯基秘书也为今天的盛会穿了一套浅绿色军便服。奥兰斯基看我们这副模样，于是只得板起面孔，走到大厅中央向我们宣布：高声谈话，特别是笑闹，这对我们即将恭听的圣上旨意，是大不敬的行为！”
虽然赫尔岑等人的心态相当不错，但是在一辈子如履薄冰的亚瑟看来，用这样的办法彰显自身的勇气显然不划算。
不过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他倒也没有给年轻人们添堵的想法，因此他只是委婉的劝说了一句：“老弟，你们不能这么干。你们这次运气不错，不代表下次运气还能这么好。虽然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多少，但是我还是要老气横秋的劝上一句，您千万不要效仿法国里的莽撞行为，除非您做好了像亚历山大仲马先生一样随时可以捐躯的心理准备。”
赫尔岑笑呵呵地为亚瑟倒了杯马德拉酒：“我不敢说自己与仲马先生有多少共同点，也不敢吹嘘自己比他更有勇气，但是至少我与他一样拥有与您交朋友的荣幸。”
正在壁炉前小酌修道院葡萄酒的红魔鬼听到这话，尾巴扫过地毯上的炉灰：“这小子倒是挺会抓关键点。”
萨京正打算对亚瑟说几句感谢的话，他怀里还揣了一份母亲临行前要求带上的给亚瑟的谢礼。
但是他刚刚站起身，却瞥见了亚瑟摆在茶几上的那份报纸。
那是一份几周前的法国《立宪报》。
头版标题赫然写着《里昂煽动分子暴动遭果断镇压——军队以法律之剑扞卫国家安全》
王朝四年花月十六日，在上帝的庇佑与七月王朝宪法的神圣指引下，里昂市持续数日的骚乱于昨日终告平息。
本月9日，一伙由外地流民与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伙，趁政府取缔非法社团之机，在克鲁瓦鲁塞区煽动暴乱。暴徒以专横手段胁迫诚实的里昂纺织工人断绝对国家的经济奉献，并在街头散布‘废除财产’‘平分财富’等骇人听闻之口号与传单，号召里昂工人发动总罢工。
据宪兵司令部证词，暴乱首日即有暴民手持镰刀、火把冲击市政厅税库，烧毁价值逾30万法郎的税务账簿。更令人发指的是，团伙头目宣称‘儿童亦是未来战士’，唆使无知幼童藏匿于街垒后向国民卫队投掷石块。
鉴于暴徒丧心病狂的无良行径，国王于紧急召见内阁大臣联席会议成员，并迅速通过内务大臣阿道夫梯也尔阁下提出的临时议案。梯也尔阁下针对近三年来第二次发生的里昂暴乱做出英明决断：唯有法律的铁拳能唤醒迷途者，街垒之后皆是罪犯，射程之内无非敌人。
翌日清晨，布罗瑟元帅即率第二十六步兵团、宪兵第六骑兵中队及三十门野战炮进驻里昂，并迅速占据里昂城内各个十字路口和主要据点，在四郊高地安置重炮，以国家武力的威严昭示宪政原则之神圣不可侵犯。
据军中消息人士透露，暴徒利用圣尼济耶教堂塔楼架设土炮袭击执法者，布罗瑟元帅为保护周边无辜市民，不得已下令摧毁了这一被玷污的圣所（附图：教堂断壁前布罗瑟元帅慰问民众）。经过六天激战，截至昨日，里昂主要街道已彻底清除暴乱遗毒，并重新恢复秩序。里昂城内商铺重张，纺织工坊的织机声再度与罗讷河潺潺流水相得益彰。
圣让区杂货商人路易杜邦热泪盈眶的向本报坦言：“感谢国王的军队，他们拯救了我们的面包篮！”
（附图：在杜邦先生被暴徒洗劫一空的店铺前，一队士兵正协助市民清理碎玻璃，杜邦先生之子——年方十岁的小皮埃尔怀抱政府分发的救济面包露出笑容）
里昂大主教克劳德德波纳尔冕下于前些天主日弥撒中痛斥暴行：“穷困从非作恶的借口，正如撒旦也曾伪装成光明天使。”
（附图：虔诚的信徒们含泪亲吻十字架，为军人的牺牲与王朝的稳固献上祷词）
内务部今日发布公告称，此次动乱中共有数百名暴徒当场伏法，六百余人遭拘押待审。铁血大臣梯也尔阁下严正声明：任何以暴力威胁法兰西宪政基石之人，必遭王国之剑刺穿胸膛！
（附图：国民卫队军官单手高举宪法文本，脚下踩踏破碎的镰刀与火炬）
据信，议会已紧急拨款五十万法郎慰问受害市民，并授权里昂商会重建烧毁的丝绸交易所。
本报在此提醒全体国民：贫困须以劳动而非暴乱洗刷，进步应在法度框架下徐徐图之。请对街头散布的匿名传单保持警惕。据悉，此类印有红旗与断头台图案的邪恶印刷品正通过地下渠道流通。凡举报藏匿叛国文书者，政府将依据《治安强化法》第七条予以五十法郎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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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等年轻人看到这份报纸，喧闹的笑声也渐渐沉寂了下来，他们互相传阅着这份来自巴黎的报纸。
死里逃生后的喜悦心情也变得荡然无存。
亚瑟则轻轻晃荡着茶杯，目光凝视着那枚坚硬的方糖在红亮的茶水中缓缓融化。
对于里昂工人起义事件，他的心情已经不像是1831年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激动了。
相反的，与赫尔岑等人的凝重心情不同，他的心中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因为这些苦难并非出自他的手下，反而他的朋友路易很有可能因此得到路易菲利普的宽大处理。
不止是赫尔岑的运气很好，路易这家伙也一样，或者说，与亚瑟交朋友的家伙运气都很好，这可能是近些天以来唯一值得他开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