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进入十一月，上海陷落，淞沪会战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刘湘对此表示举双手欢迎，暗地里联合宋哲元和韩复榘，打算把老蒋堵在夔门之外，坚决不让中央军入川抢地盘。
胡适被老蒋任命为访美特使，已经在美国转悠了三个月，对宣传中国抗日、赢得美国民间支持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月前，他和王正廷终于得到罗斯福召见——跟周赫煊一起观看奥运会的王正廷，被重新启用了，现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胡适详细讲述了中国抗战局势，恳求罗斯福放弃妥协思想，否则中国必败，而中国一败，美国就将失去远东和太平洋，美国帮助中国属于帮助自身。
罗斯福表达了对中国的同情，并且安慰胡适不要悲观。他很看好中国，他觉得中国必胜，然后继续卖给日本各种战略物资。
事实上，这次访美特使的任务，老蒋最初想请周赫煊来执行。但被周赫煊婉拒了，因为神仙也难说服罗斯福，与其跑去美国痛哭乞讨，还不如留在重庆做一些正事。
与此同时，冯庸也拜托胡适和王正廷，让他们在罗斯福面前求个情，把飞行俱乐部的飞机开回中国参战。当初周赫煊订购了不少先进军用飞机，但合同要求不得加装武器，也不得把这些飞机运离美国。
罗斯福对此的回应是，让冯庸联系美国国防部，而国防部如今还在开会讨论此事。
冯庸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想带着飞行员回国抗日，却又知道国内没有足够的飞机，只能天天堵在五角大楼门口，都跟五角大楼的卫兵们混熟了。
……
随着响亮的哭声，廖雅泉肚子里的孩子呱呱坠地。
又是个大胖小子，周赫煊这回没有寻章据典，而是给儿子取了个非常平实的名字——兴国，周兴国。
廖雅泉两耳不闻窗外事，对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毫不关注。她现在全部精力都放在小儿子身上，只等着哪天日本打来重庆了，提前移居到美国或者英国，为此她还专门抽空恶补英语。
“先生，南京来电！”于珮琛拿着电报快速走来。
周赫煊接过电报纸，却是罗家伦发来的，大致内容为中央大学即将搬迁，校址定在重庆沙坪坝松林坡。罗家伦知道周赫煊的岳父是搞房地产的，想请周赫煊帮忙寻找建筑队，等中央大学搬来就立即动工。
周赫煊道：“给罗校长回信，就说一定办妥，请他放心。”
“好的，我马上就去。”于珮琛转身就走。
不得不说，罗家伦真的很有能力。清华大学在他手里，从一所教会学校变成国立大学，并确立了未来几十年的一贯校风。而中央大学在他手里，则成为抗战期间内迁最好、损失最小、复课最早的高校。
早在1935年5月的时候，罗家伦就详细考察了四川，认为重庆山川险峻、物产丰富，且为西南交通中心，于是把中央大学的内迁校址定在重庆松林坡。去年，中日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罗家伦便指示学校后勤部赶制大量木箱，当时校内师生都不知这些木箱有何用处。
淞沪会战打得如火如荼之际，罗家伦又组织师生，将学校的物品打包装箱，分批从南京往重庆内迁。
此时很多人都还觉得，说不定淞沪会战能像几年前的一二八那样，由列强调停而很快结束。恰逢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正在调停中日战争，于是中央大学一些师生就给罗家伦起了个外号，叫“陶德曼的哥哥——逃得快”。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中央大学的师生才佩服不已，认识到他们罗校长的远见卓识。
有人把中央大学的内迁，形容为“鸡犬不留”。不仅农学院的良种家禽家畜带走了，还把医学院用于解剖的24具尸体也带走了，这些尸体一路泡着福尔马林，分毫未损的到达重庆新家。
十一月底，当南京的其他大学还在讨论是否搬迁、如何搬迁时，中央大学的第一批师生已经抵达重庆。由于新校舍还没开始修建，这些师生暂时借用重庆大学的校舍，一天功夫都没耽搁就直接复课。
十二月初。
南京，中央大学。
罗家伦是最后一批离开南京的，他再次巡视校园，只见全校人员和设备财产都已半空，心情十分高兴。
走到农学院的时候，他看到牧场的良种家禽还在，立即叫来牧场职工：“你们几个，把这些猪牛羊都处理了，或吃、或卖、或带回家养着都可以，只要不落到日寇手中就行，老子一根毛都给小鬼子剩下！”
农学院牧场的家禽家畜皆为良种，每样选一公一母已经带走，眼前这些是挑选剩下的。
四个牧场职工都是普通百姓，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多岁了，虽然不认得几个字，但说出的话却让罗家伦颇为惊讶。
吴谦说：“罗校长，这些良种牲畜，有的是老师同学多年耗费心血培育出来的，有的是国家花外汇从洋人手里买来的，都是学校的宝贝，丢了怪可惜的。”
“是啊，”曹占庭附和道，“老师和同学们这次去重庆，每样只带了一公一母，以后动物实验都没法做，还得慢慢培育才行。”
袁为民说：“我也怪舍不得的。”
王酉亭道：“罗校长，不如把牲畜都带去重庆吧，还让我们来照料。”
罗家伦苦笑道：“现在南京居民正在大举搬迁，连人都坐不上船，更何况是这么多牲畜。”
王酉亭头发花白，老实巴交，平时不怎么吭声，此刻却说得斩钉截铁：“罗校长，我向你保证，一定把这些良种牲畜带去重庆，绝不丢弃，更不留下来便宜日本鬼子！”
罗家伦对此不置可否，笑笑就离开了，他以为四位牧场职工只是说着玩而已。
四位工友却当真了，他们推举年龄最大的王酉亭为领导，自己掏钱加班加点的赶制木笼，把鸡、鸭、狗、兔子之类的装进笼内，又将木笼架在马、牛、猪、羊身上，赶着牲畜登上了四艘木船。
在日寇对南京发动总攻的前一天夜里，四人划着木船匆匆离开。
此时日寇已经包围了南京城的东南西三面，他们只能从北方绕道，半路又遇到日机轰炸中国船只，于是又弃船登岸，赶着牲畜奔皖中山区进发。为了躲避战事，他们先是北上去了河南，再折返进入湖北，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无比。
在许昌时，正逢大雪，天寒地冻，虽千方百计的保护，还是有一些兔子被冻死了，四位工友心痛得大哭。当然也有开心的事，半路上两头荷兰奶牛，产下了两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
他们带着动物大军来到武汉时，日寇也进攻武汉了，只得连忙朝宜昌进发。他们的爱国义举感动了当地民众，被免费送上轮船，终于可以放心的坐船去重庆。
四人再与罗家伦见面时，已经时隔将近一年，辗转各省数千里。
罗家伦看着历尽风霜、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四位职工，还有那些死了几只兔子、多了两头小牛犊的良种牲畜，激动得泪流满面，立即组织全校师生欢迎功臣回家。
这就是中央大学内迁“鸡犬不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