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巧伪”，庄子向来是抵制的，因为那是“虚伪”的，不真实的。
但今日，他的弟子蒙仲却提出了一个伪勇的概念，借寓言生动形象地阐述了‘伪勇’在某些情况下与真正的勇敢并无太大差别的观点，这让庄子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为按照蒙仲在那则寓言中所说的，倘若那名薛人“顺从懦弱本『性』”，那名商人就会被贼子所害引申下来即是“弱者因为懦弱而助涨世间之恶”，这并不会使世道变得更好。
但是……
庄子皱着眉头，提笔在一块竹牌上写下几个字：儒家多妄言，『惑』人非道。
见此，蒙仲委婉地说道：“夫子，我以为世上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凡事亦有正反利弊，儒家思想虽‘巧伪’，用仁义礼德『迷』『惑』世人，但未必没有可取之处。……昔日郑国有一人偷盗宋人之羊，被宋人抓获，相邻皆呼郑人盗羊，难道郑人个个都是盗徒么？恐未必。郑国亦有郑庄公那般的雄主，亦有子产（公孙侨，法家先驱）那般的贤相，且郑国是首创将国法铭刻于铜鼎之上而使国法一目了然的国家。”
郑庄公……
庄子皱着眉头思忖着。
就像蒙仲所说的，凡事皆有正反利弊两面，世人对郑庄公的评价，就很复杂。
首先，郑庄公是一名开明的雄主，善权术、轻礼义，而更关键的是，他作为周王室册封的卿士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卿士，却对周王室态度不恭，于是周桓王便伙同陈、蔡、虢、卫诸国联合讨伐郑国，没想到却被郑庄公带着大将祭仲前文人尽可夫典故其中的人物之一等人，将周王室的联军击败，使周王室颜面丧尽。
郑国因此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诸侯国，而郑庄公本人，亦被后世称为春秋时代的小霸主。
正因为郑庄公对周王室不恭，因此儒家弟子很厌恶前者，称郑庄公时当世“礼乐崩坏”的主要祸根之一，而一向对周王室很是恭敬的宋国，也因此与郑国相互看不惯。
这也是郑国与宋国后来战争不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ps：到战国时代仍对周王室表示恭顺，且仍维持着朝贺献贡习惯的国家，就只有宋国与鲁国。】
然而，郑国又是首个将国法明确“告知”于民的国家。
在郑国之前，各国皆有各自的国法用来约束国民，但此时的国法，并不对外公开，倘若有人犯事，可能他到死未必明白自己究竟犯下了那条刑法。
更有甚者，此时的国法已成为权贵倾轧国民、平民的一种手段反正国法不对外公开，我说你有罪那你即是有罪。
因此，当时各国的刑罚都很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郑国的国相子产决定改革，他在郑庄公的支持下，铸造了一只大鼎，将郑国的刑书铸刻在这只青铜鼎上，然后将青铜鼎摆放在王宫门口，让全国的百姓都能看到这只刑鼎，看到他郑国的刑书。
此后，郑人都了解了本国的法律，趋利避害，而郑国的权贵也不敢再借刑法之便倾轧平民，于是郑国因此而变得强大。二十年后，晋国亦开始效仿，赵鞅与荀寅把范宣子制成的刑书也铸刻在刑鼎上，将本国的刑书公布于众。
对于这两件事，世人的看法评价亦大不相同，道家、法家都很支持，但儒家的圣贤孔子却竭力反对。
在当时亦是大国的晋国亦推出了刑鼎后，崇尚礼治、厌恶郑庄公的孔子很不高兴地对弟子说：晋国大概要因此灭亡了，国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这怎么能显出贵族的尊贵？
然而，晋国并没有因为这个刑鼎而灭亡，甚至于，后来各国陆续效仿，终于使原本秘而不宣的刑书，公布于众，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一部分人借刑书而使自己获利。【ps：所以说“子产”是法家先驱，他在当时仍然崇尚“礼治”的时代，冒着极大风险推出了这项改革。】
“这位郑庄公，夫子如何评价呢？”蒙仲询问庄子道。
庄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必须承认，郑庄公是一位褒贬皆有的雄主，他耍手段杀死起初就关系不好的弟弟郑段（即叔段）。
郑庄公与郑段乃是亲兄弟，母亲皆是武姜，区别在于武姜生郑庄公时难产，经历万般痛苦才将其生下，而生郑段时则是顺产。
是故，武姜偏爱小儿子郑段，而讨厌郑庄公。
而郑段呢，仗着母亲的疼爱，在国内横行无忌，让郑庄公很是不喜，想杀掉弟弟甚至是母亲，却又唯恐遭到世俗的职责，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既放任弟弟郑段，让后者因此变得越来越狂妄、越来越跋扈，最终，郑段与母亲武姜联合，试图内应外合杀掉郑庄公，夺取郑国的君位。
就这样，郑庄公名正言顺地用讨逆的大义杀死了弟弟郑段，还驱逐了他的母亲武姜，立下不至黄泉、毋相见也的誓言。【ps：然而过了几年后，郑庄公实在思念母亲，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就挖了一条地道，在地下（黄泉）与母亲相见，这即黄泉相见这个典故的由来。】
耍手段杀弟逐母，此事尽显郑庄公的枭雄本『色』，但在治理国家方面，郑庄公却是一位明君，在他的治理下，郑国当时非常强大，不怵晋、楚。
这样一位雄主，若单纯用“善、恶”或者“好与不好”在评价，就未免会有失公正。
而儒家的思想，蒙仲认为亦不能单纯就定为“『惑』世妄言”。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认为“礼制至上”，甚至于孔子曾经还包庇了弟子曾参。
这件事的起因，是曾参的父亲曾占。
某日，据说有乡人的一只羊跑到曾占的家院前，被曾占捉起来宰杀吃了，而其子曾参没有举报。
后来叶公叶公好龙的那位叶公，便就这件事对孔子说道：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父亲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
孔子就回答道：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儒家思想“崇尚礼制”，就到这种地步，也难怪道家会指责儒家“巧伪”，而法家亦看不上儒家。
后来孔子的弟子子夏说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很符合儒家的风格，儒家一向认为，作为有君子人格的人，应当顾全大局，而不必执着于细节。
但孔子时代的儒家，也有值得赞赏的地方，比如对学的态度，《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学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孔子本人而言，他学习的初衷是为了当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尊重。
再到孟子、荀子时期，荀子首次提出了学以致用的理念，使儒家的学，总算是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用！
用在哪里，即用在治国、用在治人。
说到治国、治人，应当首推道家的治国之道，在治国方面，从道家鼻祖老子起，道家就明确地指出了无为无不为的治国策略，以劝诫各国的君主。
无为，并不是指什么都不做，而是指顺应自然，不要做多余的事。
比如说，在四五月本应该做农事的时节，君主不要因为与他国开战而耽误了国民的农事。
关于这一点，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其中的勿夺其时，就是告诫君主顺应自然该让农民种地的时候就让农民种地，不要做多余的事。
除此之外，还可以延伸到对待国民的态度，总而言之就是，国民想要去做什么，就让他们去做，君主不要“额外”即除了刑书以外去约束他们。
而无不为，也不是指什么事都做，同样也是指去做顺应自然、顺应天道该做的事。
这方面体现在哪里呢？
打个比方，国内发生天灾，务农的国民因此颗粒无收，这个时候就应该顺应自然，开仓救济国民，而不是违背天意，继续向国民征收田税。
延伸下来，还有想办法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这类的。
君主无为（不做多余的事）、臣子无不为（多做些顺应天道、顺应自然的事），这即是道家的核心治国思想。
而相比较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治人”思想，就显得格外的“不亲和”。
在这方面，道家的主张就是自我约束与自我提高，道家认为，只要世上人人都注重道德，那么这个世道就不需要多余的东西比如儒家仁义礼数的束缚，以及法家刑法的约束。
但遗憾的是，世人未必都有这样的觉悟。
这就是道家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是它被称赞的地方：道家思想只主张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却并不会像儒家、法家一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人身上。
而就，就注定道家思想很难在像当代这种道亏之世有所作为。
“并非我道家思想不好，恐怕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蒙仲正『色』说道。
听闻此言，庄子带着惊讶看向蒙仲。
因为蒙仲的这个观点，与他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