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开宝年后，东京每年由外部输入的各类粮食物资，基本稳定在七百万石左右，即便有所浮动，变化也不大。早年的时候，刘皇帝深受缺粮之苦，因此养成了储粮的习惯。
而在整个京畿地区，在那些分布于诸渡口、交通要衢的大小仓库，朝廷始终维持着约两千万石的粮食储备。这个数量不算少，至少可满足京畿百姓三年之用，而事实上要更久。
按照当初刘皇帝的打算，是要求储存至少十年国用，也一度按着这个目标在做，只是后来发现，管理成本有些高昂，不得不把要求降低下来，同时，每年还从官仓中划拨粮食投入市面，以做更新。
因此，以朝廷手中掌握的资源，即便粮价再高，都能够随时平抑调节，也是此前一直坐视粮价上涨的底气所在。
从四月开始，仅在东京，朝廷分批次，先后往市面上投放了两百万石米、粟、麦等粮食物资。取得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在东京士民头上飘飞了数月的粮价顿时被打压下来，如水银泻地一般，半个月内，由六十文降低到三十一文。
只是，在朝廷有意的控制下，便再也降不下去了，显然，三十文就是朝廷认为比较合适的粮价。对于绝大部分东京百姓而言，这仍旧是一个不低的价格，毕竟与最初相比，也涨了接近一倍，但与六十文一对比，似乎又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但不论如何，在朝廷主动出手平抑后，东京民情民困，终是得到了缓解。大汉的百姓，不论市井百姓，还是乡野小民，从来都是温驯的，也容易期盼收割，只要还能过得下去，就能得过且过，只要不把他们逼到绝境，就不会出现大问题。
在这场粮价疯涨的浪潮中，受苦的自然是以两京士民为代表的百姓，但对全天下的农民来说，却不啻于一场福音，至少，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同样的粮食能够换取更多的钱财。在这个前提下，他们的日子也确实能够得到改善，填补税收的粮食减少了，用于生计的自然就多了。
然而，在这股风潮之中，攫取了绝大部分利益的，显然不可能是农民，而是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官僚、商贾这样的剥削阶级。
至少，那些从事粮食贸易、运输以及相关产业的商人，是饱食一顿，赚得盆满钵满。过去的二十年，大汉商贸日益发达，但商贾的地位，却没有本质上的提升，再加上朝廷时不时地收割压榨一波，也让许多商人在苦心牟利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添几分小心。
当然，这部分指的主要是那些声名在外、腰缠万贯大商贾，一般的小商小贩都引起不了注意。而不论大小商贾，在有些行当，极其注意自己的商誉与行为。
尤其是粮食这种关乎国计民生的生意，很少敢乱来的，毕竟，朝廷上上下下，盯着的人实在太多了，别说武德司、皇城司、各署衙，就是都察院的御史找到机会都要进言，敲打一番。而大汉的粮商们，能有那份乖巧，也是在朝廷堪称严苛的惩治手段下，不得不稍按贪婪之心，仅在东京，过去因为哄抬民生物资被抓捕、抄家、处刑的商人就达数百家。
但是此番不同，朝廷放宽乃至放纵的态度，几乎是摆在明面上的，一般人难以察觉，那些浸淫其中的商人岂能不晓。
虽然谈不上“奉命涨价”，但东京的大小粮商们，可都趁着这个机会，大胆地涨价。否则，以东京市面上正常的粮食物资供应，即便出现了战争与减产这样的客观因素，也不可能呈现飞涨的态势。
一直以来，在朝廷的压制下，低廉的粮价，让诸多粮油商人获取的利益并不大，即便是那些大粮商，也只是靠着规模方能维持。
微薄的利润，也曾一度让大量粮商改行，二十年，斗米五文的上涨，也是为了提升一下粮商们的积极性，方才采取的放宽。
而过去压制得有多狠，释放出来的时候就有多疯狂，过去半年粮价的变动，已然证明了这一点。朝廷的有意放纵，再加上利益链条上的饕餮们疯狂食利，共同催发了这一场“粮价闯关”。
当然，粮价只是其中一方面，伴随着的，是各种生活物资的价格上涨，油盐酱醋，都是这般。而与粮价的上浮相比，盐价的表现，则要更为显着。
到开宝二十二年四月，东京盐价已然攀升至一斗九十五文，而与粮价还有后续的平抑打压不同，盐价上升之后，似乎就没有落下来的意思了。
在中唐时期，有天下财税、盐利其半的说法，而到如今，大汉朝廷才真正开始挥起镰刀，无情地收割着盐事带来的利益。
迫于这些情况，京畿地区，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抢购物资的狂潮，这固然在物资供应上带来了巨大压力，但同样的，也让朝廷籍此，回收了大量铜钱。
再多的喧闹，终有平息的一日，随着朝廷对各项生活必备物资的指导定价颁布，这样一股涨价浪潮也终于退去之，其后，很多京畿士民，都切身地感受到，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尤其是那些小市民，日子也开始难熬了。
这一场“价格改革”，基本都是在政事堂及财政司的主导下进行的，刘皇帝虽然一直关注的，但始终没有发表看法，一直持默认态度，从头到尾都没有插手，只是任他们施为。
出现了问题，必需要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在解决旧弊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那也只有留待以后，在一时的利弊上，总是选择趋利避害，或采取利大弊的做法，这是刘皇帝向来提倡的。
如果说，过去大汉的繁荣是建立在庞大的农业体系上，朝廷通过对农民吸血，来维持开宝盛世的繁荣，那么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矛头将指向那些城市中的商贾、小士民及小手工业者，过去农民身上承担的压力，也将有一部分转移到城镇百姓身上。